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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血证论》学术价值撷要论文
《血证论》学术价值撷要论文
【摘要】唐容川所著《血证论》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主要学术观点有：1.水、气、血、火关系。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2.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3.首创治血四法，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4.血证治法宜忌，禁汗、禁吐、适下、宜和。
【关键词】《血证论》 唐容川 学术价值
《血证论》为清末唐容川所著。唐容海(1862～19)，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在他年少时期，因父骤患吐血，而遍请名医，均治无效，他又遍查医书，均无精详之述，其父终故。由此激发他立志学医并钻研血证，研习经典，触类旁通，并结合自己临证所得而著成《血证论》一书。其书自序言：“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人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唐氏治学严谨，从实效验证出发，并师古而不泥古，在书中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许多观点充实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兹就其主要学术观点作一概述。
水、气、血、火关系
前人对气血关系及气火关系、血水关系均多有论及，如“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血行，气滞血瘀”、“气有余便是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津血同源”、“伤津则耗血”、“血少则津枯”等等，但对水与气之间，血与火之间则少有所及。唐容川在这方面填补了不足，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他认为：“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天阳蒸化肾水而化为气，气之所生则为鼓动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之动力，并且各脏腑之间的联系也都依靠气来维系。气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气上交于肺而司呼吸，故气与水本属一家。然气生于水又能蒸化水，水随气而化，则外达肌表气化为汗，下走膀胱气化为溲，上输于肺气化生津，如雾露之溉而濡泽周身。气之与水生理相依则必病理相及，若水病停滞则影响到气化，津液不生，无以输布，五脏失荣；若气病不能外达肌表则无作汗；气病不能升降，则水停聚饮为癃、为肿、为泻，不一而足。故临床“治气即为治水，治水即是治气”。以人参补气立能生津，小柴胡汤和胃气亦能通津液，清燥救肺汤生津液以补肺气，猪苓汤利水而助气化，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等实例来示以后人气水同治的大法，“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并行而不悖也。”
关于火和血的关系，唐容川认为，火和血都是赤色，中焦运化，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变化而赤是为血。心主火而生血，故血为火所化，火性上炎而血性下注，火得血而不炎，血得火而不凝，并能“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肢体”。如血虚则肝失所藏，心失所养，血不涵木，则木旺而动火，心火旺而伤血。此是血病即是火病之实也。以大补其血则制其火，此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思想具体体现。唐氏同时也指出：血虽由火生，但“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他例举四物用白芍，归脾汤用枣仁，天王补心汤中用二冬均含有清火之意，以白芍阴柔以制芎、归之辛，枣仁甘润生津以防参、术、当归之温燥，二冬更增肾水以济心阴故也。而六黄汤、四生丸更是以泻火热而达补血之效，借以说明火化太过不能生血，补血要清火。同时唐氏也例举炙甘草汤用桂枝宣心阳，人参养荣汤用肉桂补心火，说明补血剂中，不但要注意清热，也要适当加以甘温补火之品，以火化不及、阴血不生之故也。
唐氏虽然着重阐述了水与气，火与血的`关系。但并不否定气血水火之间的整体关系及相互生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
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
唐氏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虽然唐氏认为“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注于肺”，但他也明确指出：“人之初始，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脏全赖于脾。”脾胃是生化气血等物质基础之来源，是运化精微、维系气血水火的后天之本，也是中焦运化上下，具有斡旋作用的重要之脏。“期间运上下者脾也”，“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唐氏列举炙甘草汤补血，参芪运血统血，皆有调理脾胃而发挥其功用；而大黄下血，地黄滋补阴血，也是通过泻地道，润脾土来调理脾胃达到治血之效。余如六君子汤、真武汤、十枣汤等在治气治水同时都以调理脾胃为基础。而针对血从上逆而出的血证，唐氏认为是与冲脉之气逆上而血随之上逆有关，故治血上逆，必以平其冲脉冲逆之气为其要，而冲脉隶属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所以治吐血应“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同时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唐氏在实践中体会，脾不制水，宜燥湿健脾，而脾不升津则宜滋脾升津，脾阴充足则可转输津液，运化水谷，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特别指出：“脾阳虚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首创治血“四法”
唐容川以治吐血为例，创造性地总结出治血的四大法则：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为后世医家治疗出血性疾病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论依据。
1. 止血为第一要法 唐氏认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气由水化，血由火化，血以养火，血濡周身，留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故失血时应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而止血“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惟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对于止血，以审证辨之，止法各异，顺降逆气，而血随气降而止；釜底抽薪，泻火祛实，血无以被扰而止；水虚火盛动血，则补肾水而清虚火，血自守而止；亦有阳不摄阴者，阴血返溢，以温阳益气以固血而止者。种种数法，均为止血之要。惟正在出血之证，不可轻用活血化瘀之法，唐氏指出：“不知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于虚损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复其道，不至奔脱尔，故以止血为第一法。”
2.消瘀为第二法 唐氏已经认识到，离经之血为瘀血，瘀血踞位于经隧则可导致再次出血，所以他继止血之后又指出：“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位，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走而吐溢矣。……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而且唐氏对瘀血日久不消，继发其他病理变化，也明确告之：“或壅而成热，或变而为痨，或结瘕，或刺痛，日变变证，未可预料，必亟为消除，以免后来诸患，故以消瘀为第二法”。
3.宁血为第三法 止血消瘀之后，尚有再动血之忧，须针对引发出血的病因而予以调治，而血动不安的根源，唐氏认为关键在于气，气之冲逆，血随而上逆外溢，故宁血必以调气、顺气、宁气、清气，总使冲气安和，血海安宁，血能安生而不妄行脉外，故宁血首要宁气。
4.补虚为治血收功之法 血既离经，不为人体所用，耗损于外，阴血无有不虚者，若不能及时补其所失，阴血不足，阳无所依附，日久则阳也随之消弱，故视虚而补之。唐氏认为，肺为华盖之脏，外主皮毛而内主制节，肺虚则津枯失润，制节失司则气失肃降，常易引动阴血亦上行逆乱，故血止尤要先补肺、润肺，使其气得肃降，下利膀胱，导传大肠，肺得宣发，则如雾露之溉而诸窍润降，五脏受益。另有脾之统血，肝司藏血，肾以摄精，诸脏若虚，则血无所统，无所藏，失常道而多外溢出血。所以宁血之后，视其虚而补之，实为治血收功之法。然唐氏也告之，血证虽为虚证之属，宜滋补，但要考虑留瘀邪实之患，干血瘀滞犹须峻药去之，恐瘀之不去，新血不生，骤用补法，正反不受，故虚之未成，不可早补，留邪为患，而虚证成或有夹实者，攻补兼施，并而行之，以补虚不留邪为要。
唐氏体会：“血证中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另外，若见气脱者，则补气以摄血；若下元虚损，水冷火泛动血者，则宜温下清上，引火归元，以甘寒滋阴制阳而护其血。
血证治法宜忌
《血证论》中，唐氏在对血证的治疗，除开创性地提出“四法”外，还进一步提出血证的治法宜忌。他认为：“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证，则有宜与不宜。”
1.禁汗 津血同源，仲景对衄家严禁发汗，告之“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不得眠”，过汗伤津，衄家血虚阴伤，发汗复劫其阴津，津伤血更虚，阴液竭则坏证迭起，故唐氏认为出血既伤阴血又伤水津，故忌发汗更伤其阴，更况“发汗则气发泄，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抑”，故虽有表证，上宜和散，不得径用麻、桂、羌、独，果系因外感失血者，乃可从外散，然亦须敛散两施，毋令过汗亡阴。
2.禁吐 唐氏认为出血之证之所以出血，是因气机逆乱，血随气乱，上逆为吐血、咳血、衄血。下迫则为便血、尿血。所以唐氏明言：“至于吐法，尤为严禁，失血之人，气既上逆，若见痰涎而复吐之，是助其逆势，必气上不止矣。……知血证忌吐，则知降气止吐，便是治血法。”气下则血下，降肺气，顺胃气，纳肾气，以使气不上奔，而血不上溢。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要禁吐法，即出血已愈后，另有杂证，也不可轻用吐法，往往因吐而引发血证。故吐法为血证之大忌。
3.适下 血之外溢，为气所乱而随气腾溢。而下法，有折其之冲势，平气之乱势之功，故若血证属气盛火旺，血随气乱而外溢者，则宜用下法而止血于平降之中。唐氏认为，仲景有因阳明热实竭阴之虞而用急下来存阴救阴；而血证火气冲逆亢盛之时，也有动血耗阴之急，故“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血证下法要用于正当之时，若无实热气盛冲逆之势，或脾虚正气不足，则不可攻下，“只可缓缓调停，纯用清润降利。”
4.宜和 和法是为治血证第一良法。唐氏认为和法涉及最广，用之最宜，故为第一良法，“表则和其肺气，里者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或逐瘀以和血，或泻水以和气，或补泻兼施，或寒热互用。”
唐氏提出这些血证的治法宜忌总体原则是忌动气，忌刚燥，最宜调气以治。为后世治疗血证提供了理法思路与辨证用药的要领。
篇2：内经的学术价值
内经的学术价值
《内经》诞生于两千年前，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准绳。历史已经推演到21世纪，现代医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学术价值又在哪里呢?
一、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而中国的传统医学，虽然经历磨难，却一枝独秀，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疗效外，就是因为她拥有一整套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内经》问世以前的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尚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媛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经》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的支柱，并与医疗经验进行有机地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埃及人曾经创造过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的阿拉伯人的人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人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约于公元前15，受到雅利安人人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它的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人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它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它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中医学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真正的魅力在于二：一是它的医疗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它有着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这些理论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低估。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内经》。
二、确立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内经》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遭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①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②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③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WHO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检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内经》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人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有人认为，《内经》是一部阐述中医学理论的著作。但金元时代张子和曾说，《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首先，《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以阴阳为例，阴阳学说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自被引进中医学领域后，使阴阳的概念不仅具有哲学的涵义，用以阐释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赋予阴阳以医学的内容，例如阴虚、阳虚二词，作为病理名词，具有医学的涵义，这里不再作为二个哲学概念来理解。阴阳的这种双重的涵义，使中医学的理论具备了思辩的色彩，同时可直接作为诊治疾病的指导。
再以藏象理论为例，《内经》开藏象学说之先河，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五体、五时、五味、五色、五音、五声等构建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合、内外相关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系统中，经络是沟通表里、联络脏腑的渠道，精气神是维护和主宰这个系统的中流砒柱。藏象理论比较科学地阐释了人体的生理机能和整个人体的生命状态。《内经》藏象理论在分析人体疾病状态时，奠定了脏腑辨证的雏型。如《素问·咳论》《痹论》《痪论》《风论》等篇章，将咳、痹、疾、风等疾病用脏腑作为疾病证候分类的纲要，咳有五脏咳、六腑咳，痹有五脏痹、六腑痹，每一病证均有各自的'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各异。现代所通行的脏腑辨证肇端于《内经》的藏象理论。
另外，据粗略统计，《内经》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痪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关于“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治疹独取阳明”,“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观点，均是《内经》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内经》中所论述的这些病证，有些虽然和现在临床的分型不太一致，但其对病机理论的分析，分类原则和方法等，已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楷模。值得提出的是，《内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但从它的脏腑分证、六经分证来看，却正是后世“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起源。
在治疗方面，《内经》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四、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个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型。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内经》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内经》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内经》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现代新兴的某些边缘学科，如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等之所以常常可以在古老的经典里找到若干雏形，其道理盖出于此。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内经》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五、创建经络学说
发明针灸疗法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由“针灸热”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经络学说的提出和针灸疗法的发明，是《内经》的一大学术成就。
从《内经》以前的有关史料看，针灸疗法的应用和经络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贬石到九针，从局部的刺激到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或“连穴成线”，或“先有经后定穴”，从脉演进到经络。但在《内经》诞生以前，这些经验的累积和理论的片断，颇为零星，尚未形成系统。这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医书《帛书经脉》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有关记载可以得到佐证。该书所载十一条灸脉尚不互相连接，及至《内经》才形成了包括正经、奇经、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等内外连属的经络系统，明确了“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经络成为人体内传送信息而又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的网络。
经络现象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中医学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系统。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这一特点。
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电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系统等研究方法，采用穴位皮肤电测定、皮肤温度测定及照相、液晶热象图、激光照相等多种手段，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经络是独立存在的一套联络调节系统，经络是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人体特殊结构;也有学者认为，经络没有特殊的物质结构，而是综合人体一切解剖系统来经营生活的综合系统。至今经络的本质还是个谜，这与其说是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现代科学远远不能胜任理解与阐释中华祖先发现的瑰宝。
经络研究的实质是寻找体内联系的途径和机制，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找出它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从而有可能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大变革，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而导致医学革命。而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了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六、《内经》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
在公元前1世纪，当世界还处于天命、巫术等封建迷信笼罩之中时，《内经》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有学者将《内经》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4团一公元前355年时代的古希腊名医，由于其光辉成就，被中世纪医学界推崇为“医学之父”，可见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将《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内经》相比，有两方面相似：两者著作的时代相差不远，它们的编辑性质相同，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作品。
再从两者的具体内容相比，《内经》认为，凡疾病都有致病的原因，或六淫，或七情，没有什么神秘的;希氏在《论圣病》中认为，疾病有它的自然原因而与鬼神无关。《内经》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而视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认识到人体内血液是流行不止的，“夫脉者，血之府也”,“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肯定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血液是循环运行的，“血出而射者”为动脉血，“黑而浊者”为静脉血，“清而半为汁者”为血清;希氏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是在16世纪。《内经》依照五脏对疾病进行分类，在欧洲医学史上疾病按器官分类是从2世纪罗马的盖仑开始的。希氏从体液学说将人分为多血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四种类型。《内经》采用阴阳五行的方法从体型肥瘦、年龄壮幼、性格刚柔勇怯、心理气质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远比希氏体液学说的分类详尽确切。《内经》对于脉搏的观察，发明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的速度。《内经》为后世制订了一整套极具实践价值的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始终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所发明的针刺疗法至今仍显示出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些均为西方医学史所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内经》的医学成就尚未写进世界医学史，但是《内经》的学术对世界医学史的贡献不可低估。我们确信，随着中医学走向世界，《内经》的学术价值必将逐步被学术界所认识，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终将占有一席之地。
拓展阅读：《内经》病因病机要点
《素问·生气通天论》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玉机真藏论》
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帝曰：愿闻五实五虚。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
《素问·举痛论》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素问·调经论》
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素问·至真要大论》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灵枢·百病始生》
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
篇3：《黄帝内经》的学术价值
《黄帝内经》的学术价值
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 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 内经 》 诞生于两千年前，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准绳。历史已经推演到 21 世纪，现代医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学术价值又在哪里呢?
一、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而中国的传统医学，虽然经历磨难，却一枝独秀，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疗效外，就是因为她拥有一整套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 黄帝内经 》 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 《 内经 》 问世以前的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尚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媛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 内经 》 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的支柱，并与医疗经验进行有机地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埃及人曾经创造过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 332 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的阿拉伯人的人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人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约于公元前 1500 年，受到雅利安人人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 ― 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它的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人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它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它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中医学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真正的魅力在于二：一是它的医疗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它有着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这些理论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低估。自《 内经 》 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 《 内经 》 。
二、确立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
《 内经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 内经 》 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 内经 》 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 内经 》 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 ，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遭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 《 内经 》 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 ① 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 ' ; ② 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 ③ 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 WHO 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检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内经 》 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 《 内经 》 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人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内经 》 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有人认为， 《 内经 》 是一部阐述中医学理论的著作。但金元时代张子和曾说，《 内经 》 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首先， 《 内经 》 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以阴阳为例，阴阳学说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自被引进中医学领域后，使阴阳的概念不仅具有哲学的涵义，用以阐释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赋予阴阳以医学的内容，例如阴虚、阳虚二词，作为病理名词，具有医学的涵义，这里不再作为二个哲学概念来理解。阴阳的这种双重的涵义，使中医学的理论具备了思辩的色彩，同时可直接作为诊治疾病的指导。
再以藏象理论为例， 《 内经 》 开藏象学说之先河，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五体、五时、五味、五色、五音、五声等构建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合、内外相关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系统中，经络是沟通表里、联络脏腑的渠道，精气神是维护和主宰这个系统的中流砒柱。藏象理论比较科学地阐释了人体的生理机能和整个人体的生命状态。《 内经 》 藏象理论在分析人体疾病状态时，奠定了脏腑辨证的雏型。如 《 素问 · 咳论 》 《 痹论 》《 痪论 》 《 风论 》 等篇章，将咳、痹、疾、风等疾病用脏腑作为疾病证候分类的纲要，咳有五脏咳、六腑咳，痹有五脏痹、六腑痹，每一病证均有各自的.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各异。现代所通行的脏腑辨证肇端于《 内经 》 的藏象理论。
另外，据粗略统计， 《 内经 》 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痪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关于“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 “治疹独取阳明” ,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观点，均是 《 内经》 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 《 内经 》 中所论述的这些病证，有些虽然和现在临床的分型不太一致，但其对病机理论的分析，分类原则和方法等，已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楷模。值得提出的是，《 内经 》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但从它的脏腑分证、六经分证来看，却正是后世“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起源。
在治疗方面， 《 内经 》 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 内经 》 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四、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 《 内经 》 ，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个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内经 》 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 《 内经 》 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 《 素问 · 六节藏象论 》 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 ― 运气学说。
在 《 素问 · 异法方宜论 》 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型。
《 内经 》 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 内经 》 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 内经 》 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 《 内经 》 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 内经 》 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现代新兴的某些边缘学科，如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等之所以常常可以在古老的经典里找到若干雏形，其道理盖出于此。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 内经 》 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五、创建经络学说
发明针灸疗法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由“针灸热”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经络学说的提出和针灸疗法的发明，是《 内经 》 的一大学术成就。
从 《 内经 》 以前的有关史料看，针灸疗法的应用和经络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贬石到九针，从局部的刺激到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或“连穴成线”，或“先有经后定穴”，从脉演进到经络。但在《 内经 》 诞生以前，这些经验的累积和理论的片断，颇为零星，尚未形成系统。这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医书 《 帛书经脉 》 中的 《 足臂十一脉灸经 》 和 《 阴阳十一脉灸经》 有关记载可以得到佐证。该书所载十一条灸脉尚不互相连接，及至 《 内经 》 才形成了包括正经、奇经、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等内外连属的经络系统，明确了“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经络成为人体内传送信息而又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的网络。
经络现象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中医学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系统。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这一特点。
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电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系统等研究方法，采用穴位皮肤电测定、皮肤温度测定及照相、液晶热象图、激光照相等多种手段，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经络是独立存在的一套联络调节系统，经络是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人体特殊结构;也有学者认为，经络没有特殊的物质结构，而是综合人体一切解剖系统来经营生活的综合系统。至今经络的本质还是个谜，这与其说是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现代科学远远不能胜任理解与阐释中华祖先发现的瑰宝。
经络研究的实质是寻找体内联系的途径和机制，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找出它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从而有可能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大变革，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而导致医学革命。而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 内经 》 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了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六、《 内经 》 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
在公元前 1 世纪，当世界还处于天命、巫术等封建迷信笼罩之中时，《 内经 》 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有学者将 《 内经 》 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 4 团一公元前 355 年时代的古希腊名医，由于其光辉成就，被中世纪医学界推崇为“医学之父”，可见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将《 希波克拉底文集 》 和 《 内经 》 相比，有两方面相似：两者著作的时代相差不远，它们的编辑性质相同，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作品。
再从两者的具体内容相比， 《 内经 》 认为，凡疾病都有致病的原因，或六淫，或七情，没有什么神秘的;希氏在《 论圣病 》 中认为，疾病有它的自然原因而与鬼神无关。 《 内经 》 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而视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认识到人体内血液是流行不止的，“夫脉者，血之府也” , “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肯定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血液是循环运行的，“血出而射者”为动脉血，“黑而浊者”为静脉血，“清而半为汁者”为血清;希氏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是在 16 世纪。 《 内经 》 依照五脏对疾病进行分类，在欧洲医学史上疾病按器官分类是从 2 世纪罗马的盖仑开始的。希氏从体液学说将人分为多血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四种类型。 《 内经 》 采用阴阳五行的方法从体型肥瘦、年龄壮幼、性格刚柔勇怯、心理气质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远比希氏体液学说的分类详尽确切。《 内经 》 对于脉搏的观察，发明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的速度。 《 内经 》 为后世制订了一整套极具实践价值的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始终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 内经 》 所发明的针刺疗法至今仍显示出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些均为西方医学史所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 《内经》 的医学成就尚未写进世界医学史，但是 《内经 》 的学术对世界医学史的贡献不可低估。我们确信，随着中医学走向世界， 《 内经 》 的学术价值必将逐步被学术界所认识，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终将占有一席之地。
篇4：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论文
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论文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篇5：体育教学学术内容的构建及其价值论文
体育教学学术内容的构建及其价值论文
摘要：高校培养了“相对过剩”的体育教育人才，从而激发社会各界对当今体育教育人才质量的质疑。高校教育肩负着培养综合素质较强的与社会同步的体育教育实用性教师，体育教师首先应正确地对待体育教学观，要意识到体育教学隶属“学术”的范畴，从根源上对体育教学学术内容的构成及其实用价值有全新的把握，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识体育教学和主动地研究体育教学，微观上正视体育教学在教学中的关系，为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实践指引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体育教学学术；教学；价值
1体育教学学术的诠释
什么是体育教学学术呢？体育教学学术主要是体育教师根据体育教学中期目标、体育科研发展的需要和学生学习欲望等形成体育教学计划的能力；教师选用适当的体育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不断地将自身的体育教学活动作为被教学的对象，进行反思、调控、对体育教学中的出现临场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其是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实践与体育教学研究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体现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科研能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教学反思、同行之间的相互学习。我们要切实领会以上四点，才能从本质上理解体育教学学术的本质意义。
2体育教学学术的内容
体育教学学术是一项由体育教学内容知识表述的学术活动，它要求体育教师具备多元化的知识与能力，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体育教学真实的见解。体育教学学术要求教师将“有效的”体育学科知识，把不同体育领域的知识有条有理地衔接起来。笔者在进行体育教学学术研究时，将从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能力、体育教学形式、体育教学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和理性的提升。
2.1体育教学内容：提升体育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与有效教学研究
体育教师要从体育教学本质出发，深刻地认识体育教学活动的不确定性、探究性、创新性，有目的地提高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的信心和有效地培养学生，全面提升体育教学的质量。研究体育教学学术时，如果不具备扎实的体育教育教学理论功底及系统接收体育教育理论知识学习和体育教学技能训练，就会造成对体育教育的思想、体育教育的理论、体育教育的价值观产生狭隘的理解，则很难进行体育教学，更谈不上体育教学学术研究。体育教师要注重体育前沿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它要求体育教师具备多元化的体育知识与教学能力。学系统性的思维。体育教师加强体育教学技巧的提升，将在体育教学形式上、体育教学风格上、体育教学内容上以产生示范作用和影响力。以体育运动项目为媒介、鼓励学生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学习，将体育教师的科研项目教学研究成果进行。
2.2体育教学能力：加强体育教师对教学实践与理性反思能力的研究；诱导学生自主学习和自由探究问题的能力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体育教学活动实施过程，应当把促进体育教学效果的研究都纳入到体育学术研究中，每个体育教师自主地进行教学研究。体育教学学术不仅要求体育教师从自身体育教学视野范围来研究体育教学过程，也要从学生对认识活动主体的角度和研究学习过程出发，寻找学生的学习动机与需求是什么，学生对什么体育知识点感兴趣，学生对体育运动实践后的反馈等。
2.3体育教学形式：体育教学研究型的理念生成和学生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体育教师把体育教学看作是一种学术实践时，就意味着体育教学形式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体育教师的角色由过去的“传道、授业、解惑”转变成学生学习的指挥者。体育教学要求教师通过自身的学习及和学生们的合作式学习，不断改进体育教学方式并反思自己的体育教学行为，来补充自身的知识局限性。由于学生在启发互动中学习，学生自主学习和反思的能力，在体育教师的诱导下，给学生提供运动学习素材，他们会发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问题假设、找到最佳解决问题的体育教学过程。
2.4体育教学方法：加强体育理论对教学方法指导性作用
体育教师对其教学方法要进行策略研究改革及深刻的反思。一是体育教师通过现场观摩、自我评议以及多媒体等方式对教学过程进行评议，提高体育教师运用先进教学方法的能力。二是体育教师既可选择体育教学作为重点领域，也可选择体育研究作为重点领域。教师的时间不仅可以自由支配，也可根据自己情况安排体育研究和体育教学工作比重。总之，加强体育教学学术研究，就要提高对体育教学学术价值的认识，促进新型体育教学观的形成，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师评价体系，充分发挥体育教师教学的创造性，提升教师的体育教学学术水平，构建新的师生关系，营造师生和谐互动的体育教学氛围。
3体育教学学术的价值认识
体育教学学术型体育教师可以从体育教学行为和体育教学成就两方面进行甄别，体育教学行为是体育教学成就产生的先决条件，体育教学行为主要体现在富有体育教育文化知识、充满解决问题的意识、展现体育教学机智和进行有效交往。体育教师学习体育文化知识，不仅能让体育教师形成教学实践智慧，也能帮助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及体育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通过调查和文献资料显示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学术的价值认识表现在：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学术的范围得到延伸、监督和引导体育教师正确认识体育教学和其自身的地位、坚信体育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加强体育教师不断研究体育教学、促进体育教师的专业化、指引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实践。
3.1体育教师的教学学术的范围不断延伸
自从博耶对“学术”提出了全新的概念界定后，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学术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只是体育科研才可以称为体育学术，事实上体育学术可以作广义理解导入体育教学学术概念的，从本质上改变体育教师对教学学术的理解误区，保守思维得到解放。体育教学学术与体育探究学术、体育整合学术和体育应用学术一起构成新的体育学术范畴，因而扩大和延伸了学术的范围。
3.2监督和引导体育教师正确认识体育教学和其自身的地位
体育教师在认识体育教学的时候，有时会因为学校条件和环境以及自身对教学学术认知水平而受到各种因素限制。体育教学学术理念的介入，使我们重新对体育教师注入新的元素，体育教师的教学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和学术性，一句“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成语，深刻地揭示体育教师教育学生的本质要求，体育教师培养学生要掌握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所以体育教学学术可以促使体育教师从学术的角度正确地认识体育教师和体育教学。
3.3坚信体育教学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
体育学术评价其完整性的标准是体育思维、体育交流和体育研究的能力，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体育专业的研究才是体育学术，即大学的`学术等同于科研，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高校重视学术，科研是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体育教学学术的理论被体育教师接受后，并不断承认、认可。体育教学学术、传统的体育学术观念有了实质性的转变，体育教学是一种学术活动，对体育教学的研究也是学术。体育教学在体育学术中地位不可取代，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重视教学学术，恢复了体育教学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体育教学可能成为体育教师的首要任务，体育教师只有在教学中不断探讨教学学术，才能确立自己的教学目标，自觉地履行体育教学的义务。
3.4促使体育教师努力地研究体育教学
诚如舒尔曼指出：“将教学视为学术的一种，就要不仅将教学作为一种活动,而且要作为一个探索的过程”。体育教师过去认为体育教学是一种重复性的体力活动，对教学的要求不高，只要掌握了体育专业知识就等同学会了体育教学，没有教师把体育教学当作一门艺术、享受自己实施过程中带来的愉悦，更不会把体育教学认定是一种学术性活动。博耶对学术观念提出：“教学是一种学术活动，具有学术性。”由此可见体育教师要提高教学学术水平，就要改进体育教学，研究和探索体育教学学术、提高体育教学学术水平不仅是促进体育教师教学专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的一个重要维度，体育教师的专业化的深度离不开其对体育教学本身的研究和体育教学学术水平的提升。
3.5引导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实践
体育教学学术引导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的形式、体育教学方法、体育教学能力等教学学术的内容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体育教师开展教学的因素较多，涉及体育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责任意识、教学效能感等，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避免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一些不利要素，针对体育教学中的问题进行教学反思，及时做出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调整来改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体育教学学术可以引导体育教师吸取教训，避免体育教学失误，甚至还可以使教师及时调整或改进体育教学。
4结语
体育教学学术的内容为体育教师的教学提供指导思想，教师因从内容构成中去发现自己，改进体育教学，转变教学观念，以体育教学学术的要求规范和约束自己。体育管理部门应该重视体育教学学术,体育教师应该研究体育教学学术，提升教学学术水平，进而有效进行体育教学，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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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内斯特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79.
[3]綦珊珊.论大学教师的教学学术[D].长沙:湖南大学,.
篇6：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摘 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
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犹如一朵奔腾的浪花，而清朝的法制历史则是汇成浪花的小小水滴，由此可知，清朝的法制史何其重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如今，在这个更加强调法治社会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借鉴清朝的法制，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朝代的法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
本篇就结合清朝法制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一下探究，论述了清朝的法制史发展历程，从而为今日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清朝 法制史 阶段特点 学术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
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
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
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
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
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
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
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
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
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
”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
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
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
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
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
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
“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
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
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
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
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
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
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
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
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
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
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
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二、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清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历经267年的风风雨雨，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历程。
在这267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封建的经济推向了鼎盛，法律制度也超越了前朝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所以，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对我国现代的法律的完善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清朝的封建法制是承接前朝，逐渐完善的。
清朝的法制体系是相当的完备的：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执法部门组成清朝完备的法律体制;在理发的内容上，也内容广泛，并且更加符合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司法制度上，程序是非常的严格地，审查机关也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在会审和死刑的审核上更加的制度化、法律化。
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针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更好的统一了多民族的中国。
所以，对清朝的法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封建法制历史的基本规律性。
第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法制史是以满足满族贵族的基本利益为目的。
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朝第一个正式皇帝—顺治登基以后，满族就和汉族进行融合，即是汉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是由这些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历史上也有其他王朝对中国的封建法制建设做了贡献，但因为年代比较长远，或是其统治的时间比较短，好多少数民族的王朝的法制史缺失、不完整，只有清朝以满族为主的法制史比较繁盛，法律资料比较完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是的重要依据。
第三，1840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外国法律、文化、精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中国，最初是以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的。
这样的压力导致清王朝本成一体的法制体系遭到了破坏，各种思想冲击着中国国人的大脑，随后各种洋务运动的大肆开展。
外国的法律思想输入中国后，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法律逐渐被人民了解、掌握。
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排除外国法律文化是先进的，它的输入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法制体系中，就像给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
第四，清朝建国时间距今天不远，满打满算也就4，它在法制上的建设历史成为很好的依据，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王朝，遗留的书籍、档案、资料多如牛毛，我们可以认真的整理、总结、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清朝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研究清朝的法制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法制史学术价值研究才被世界各国的法制史学家广泛关注。
三、结语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
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比其他学科更具有想象力。
满族从偏安一隅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靠的是什么?我想说一个蛮荒之地的民族能由北向南统治全国，难道没有法制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不是和其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相关吗?道光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正在逐渐解体，外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封建法制是如何消亡的，还可以了解到我国近代法制是如何开端的，从而借鉴经验，更好的发展当今法治国家。
清朝开国以后的法制建设逐渐完善，内容也慢慢丰富，对于统一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制特色和时代特色十分明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朝法制史的发展即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运行，它为现如今的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如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参考文献：
[1]沈大明.《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华东政法学院..
[2]徐实.清朝对外蒙古管理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
[3]王洁.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经济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4]徐仂.论清朝服饰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的关系.美术大观.(10).
篇7：生物论文学术
荔枝果肉多糖之分离纯化与结构表征、抗氧化活性研究
第一章 绪 论
1.1 引言
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属无患子科，古称荔枝、离支、丽支，果实成熟时果皮红艳诱人，故又俗称丹荔;果肉(实际上是荔枝的假种皮)为白色、半透明、香甜多汁、柔软而脆[3]。
荔枝为广东四大名果之一，俗有“岭南果王”之称，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多种滋补养颜效果，一直被视为“果中珍品”。
我国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国家，已知有 100 多个品种。
目前，亚热带地区气候和土壤合适的地方都有荔枝种植[4]，我国荔枝栽培主要在广东、海南、广西、四川、福建、云南、台湾等省区。
在国外，越南、老挝、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波多黎各、菲律宾、毛里求斯、马尔加什、南非、古巴等也产荔枝，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入栽培的[5-6]。
年广东荔枝种植面积 400 万亩，产量达到 96 万吨， 年种植面积 413 万亩，产量达到 91 万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0%，面积为全国种植面积的一半[7]。
但是荔枝不耐贮藏，采后短时间内极易发生褐变和腐烂变质，加之产量的大幅增加与贮藏、运输和市场方面的制约，往往造成大量鲜果因未及时处理而败坏，屡屡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所以，开展荔枝精深加工，开发荔枝功能性食品已迫在眉睫，这对于提高广东省农业生产效率，推动荔枝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章阐述了荔枝及荔枝果肉多糖研究现状、国内外多糖研究进展并简要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
1.2 荔枝及荔枝果肉多糖的研究进展
荔枝具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据《开宝本草》记载，荔枝可止渴、美容。
荔枝全身都可入药，荔枝树根(行气止痛、固肾涩精)、树皮(疏肝解郁、祛风健胃)、树枝(治虚喘)、叶(解暑消滞、收湿敛疮)、
花(治喉痹肿痛)、果壳(治血崩)、果核(行气散结、祛寒止痛) 均可药用，荔枝果肉则是岭南佳果之一，适量食用，有补脾、益肝、养血、悦颜之功效[8]。
结合本课题我们主要讨论有关荔枝果肉营养成分和果肉多糖功能的研究概况。
1.2.1 荔枝果肉营养成分
荔枝果实中含有大量的糖分、维生素C、磷、钙以及少量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B等营养物质，荔枝果肉中矿物质元素含量也较丰富。
研究认为荔枝中的酸主要是苹果酸、琥珀酸和柠檬酸[9]，而另有报道在荔枝果肉中采用相同的方法没有发现琥珀酸[10]。
荔枝果实的糖/酸比较高，存在品种差异，妃子笑为 65.7，糯米糍高达 92.3[10]。
Chyau等[11]发现荔枝果肉的香气成分由游离态和结合态两种形态组成，游离态气味成分主要有三羟基-2-丁酮(30.1%)，香叶醇(15.6%)等;结合态气味成分主要为香叶醇(73.7%)和香叶醛(7.95%)。
刑其毅等[12]用冷冻收集法收集到的荔枝果肉头香水溶液研究荔枝香味成分，鉴定出 34 种香味成分，主要成分有醋酸、异戊醇、醋酸甲酯等。
荔枝果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13];荔枝汁中氨基酸种类齐全(17 种)、含量高，每 100mL含 136.44mg氨基酸，
除色氨酸外，含有人体所必需的 4 种氨基酸;总氨基酸中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达 44%，其中天冬氨酸、苏氨酸、丙氨酸、蛋氨酸含量较高[14]。
有关荔枝果肉的功能性有效成分的研究，国内外都有报道。
日本学者Minakata等报道荔枝果肉提取物在抗诱变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Shela等[15]研究发现荔枝鲜果中总的多酚含量为 3.35mg/100g鲜果，五倍子酸的含量为 307.2 ug/100g鲜果，这些成分可能对人体有保健功能。
第二章 不同荔枝品种多糖含量及不同干燥方法对其抗氧化活性的影响
2.1 引言
荔枝品种是由来自一个实生单株的营养繁殖系的群体组成。
通常认为生产种植广、栽培面积大、产量较高、适应性较强、品质较好的品种为优良品种。
荔枝品种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且遗传组成基本相同，遗传性状稳定。
广东省作为我国荔枝的第一产区，种质资源之丰富为世界鲜见[1]，目前已经收集和记载的优良品种、品系和单株就有 200 个以上，
其中作为商品性生产栽培面积 亩以上的主栽品种就有 26 个，包括：三月红、白糖罂、白蜡、状元红、园枝、大造、进奉、妃子笑、黑叶、怀枝、桂味、糯米糍、挂绿、雪怀子、红糯、香荔、尚枝等[2]。
目前还没有关于荔枝多糖含量与品种差异的报道，而且荔枝在品种上存在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及多名的现象比较严重。
所以，本章从广东省果树研究所荔枝资源库中选取经果树所专家鉴定的在广东省主栽的 21 个荔枝品种，研究其活性成分，以期弄清楚广东地区主栽荔枝品种间多糖含量的差别，为后续研究材料的选取提供依据。
荔枝生产季节比较集中，不容易保藏，所以大量荔枝需要通过加工消化。
目前，荔枝加工主要是荔枝干，占全部荔枝加工品的 80%以上[3]。
传统荔枝干的加工方法主要有日晒法和火焙法，这两种方法加工的荔枝干风味较淡，果肉颜色较深，烘干过程干燥不均匀等。
微波干燥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微波辅助干燥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4]。
研究发现微波干燥与传统干燥方法相比较提高了干燥速率，减少了干燥时间，提高了工业产量和产品的品质[5-7]。
目前，微波干燥技术已被应用到农产品的干燥技术的研究中[8-12]，在果蔬产品干燥方面，分别对荔枝[13]、龙眼[14-15]等进行了微波干燥研究。
2.2 材料与方法
2.2.1 荔枝原料
荔枝为采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新鲜荔枝。
所采摘的荔枝大小、形状和成熟度尽可能保持均一。
根据荔枝成熟时间及栽培面积，选取广东地区21个品种，其中早熟品种包括：称砣、白蜡、妃子笑、白糖罂、园枝、黑叶、大造、状元红8个品种;
中熟品种包括：丁香、桂味、鸡嘴、青皮、田岩、水晶球6个品种;晚熟品种包括：糯米糍、红糯、玉荷包、挂绿、怀枝、尚枝、雪怀子7个品种。
干燥方法试验采用荔枝品种为黑叶，采自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新鲜荔枝。
所采摘的荔枝大小、形状和成熟度尽可能保持均一。
2.2.2 主要试剂
试剂名称 规格 产地和生产厂家
重蒸酚 分析纯 北京鼎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正丁醇 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剂厂
氯仿 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剂厂
牛血清白蛋白 分析纯 上海伯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考马斯亮蓝 G-250 分析纯 北京鼎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没食子酸 分析纯 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
中心硫酸亚铁 分析纯 西安化学试剂厂
碳酸钠 分析纯 汕头市光华化学厂
葡萄糖 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剂厂
第三章 荔枝果肉多糖的提取工艺优化研究……………38
3.1 引言……………………………38
3.2 材料与方法………………………38
3.3 结果与讨论……………………………42
3.4 本章小结…………………………………58
参考文献………………………………58
第四章 荔枝多糖分级沉降制备、纯化及结构表征……………62
4.1 引言…………………………………62
4.2 材料与方法……………………63
4.3 结果与分析…………………69
篇8：学术英文论文
摘要：语用模糊是语言运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本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语用模糊的概念，产生，类型，功能和存在的意义，目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个语用模糊的基本概念并希望以此引起更多学者关注这一现象。
论文关键词：语用模糊,功能理解,语境
1. 语用模糊的概念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acts or forces)的现象(Thomas, 1995; 俞东明,1993)。例如：
例(1)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and sit down?
这句话可以同时实施邀请，请求或命令等不同的言外行为，也可以是三种言外行为兼而有之，其界限是模糊的。
语用模糊比较常见的英文表述是“pragmatic ambivalence”(根据《英汉双解剑桥国际英语词典》“ambivalence”意指“矛盾情绪，矛盾心理”，笔者认为这里可能指语言结构形式进入运用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但是也有人称语用模糊为语用歧义，用“pragmatic ambiguity/ambivalence”来表达(项成东，;周红，)。笔者认为无论是“语用模糊”还是“语用歧义”，只要是从语用学角度，在语用学的范围内进行的研究，就都可以接受。
2. 语用模糊的产生
根据Thomas(1995:22) 的动态语用学理论，语义的产生与理解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有以下要素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说话人与听话人对意义的商榷讨论，话语产生的语境(包括物质，社会和语言等诸方面)，话语可能表示的各种潜在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语用模糊产生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种(周红，2002)：
2.1 指示语引起的语用模糊。指示语是指那些表示指示信息的词语，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定冠词以及一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副词。指示信息不清楚的话语往往很难理解甚至会产生语用模糊。例如：
例(2)He said he was a teacher.
例(3)He said he was coming today.
2.2 会话涵义引起的语用模糊。在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说话的用意之间常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何兆熊，2001：152)。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一般是隐而不宣的，不能靠所说话语的字面意义来确定，而要靠听话人根据语境进行辨认和推导，真正认识到说话人在说这句话时赋予话语的施事行为用意。例如：
例(4)Is that your coat on the floor?(可能是“指责”“命令”)
例(5)Waiter, there is a fly in my soup.(可能是“抱怨”“指令”)
2.3 间接言语行为引起的语用模糊。
Searle认为间接语言现象实际上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来间接的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1975：60)，是一种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要理解间接言语行为，首先要理解“字面用意”(literal force)，然后从“字面用意”推断出间接用意，即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施事行为用意，这也是引起语用歧义的具体表现。例如：
例(6)Can you pass the salt?(可能是“询问”“请求”)
例(7)There is a wolf in the mountain.(可能是“陈述”“警告，吓唬”)
2.4 语境制约缺失引起的语用模糊。Leech(1974:67)清楚的谈到语境在确定语义时的三大作用：语境消除信息中的歧义和多义;语境指出某些指称词的所指;语境能提供被说话人和作者省略的信息(转自胡壮麟，2002)。语境的构成因素包罗万象，某一种语境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对语境的制约功能产生影响。例如：
例(8)鸡不吃了。
例(9)小王上课去了。
2.5 多语境叠加引起的语用模糊。不同类型的语境对同一语言表达片断叠加影响会变异出不同的语用用意，同一段语言在篇内语境中是一种语用用意，在篇外语境中又是另一种语用用意，因而使该表达片断形成语用歧义。例如：
例(10)三太太：高医生，高医生来啦!
高医生：奥，是三太太，上回给你开的药吃了怎么样?
三太太：好多了，就是夜里总不踏实。
高医生：哦，嗯―那我抽空再给你换两味药。
三太太：好啊!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上述对话在电影篇内场景衬托下的语用用意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关于病情的对话，而篇内情境变异出的篇外语用意义是二人在当众巧妙的回味前情并暗定幽会。
3 语用模糊的类型
语用模糊大致有下列几种类型(Thomas,1991; 俞东明，1993;何兆熊，2001)：
A) 多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multivalence)，即说话人在一话语中对不同的听话人表达
其不同的言外行为。例如：
例(12)(Old man to an infant crying in its pram and his mother was present) Doesn’t your mother change your diapers?
B) 双重或数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即指一话语对同一位听话
人表达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言外之力。例如：
例(13)Speaker a : Next-door’s dog is in our garden.
Speaker b: I must have left the gate open.
C) 条件性的双重言外行为(conditional bivalent illocutionary act)，可以用句式“if X then
Y; if not X then Z”表示，例如：
例(14)(a在卫生间外等着使用，b不知他在一旁等着，看到卫生间空了便径直走了进去)
a: I was waiting.
b: Oh, were you? I’m sorry.
D) 话语性模糊(discourse ambivalence)，即在话语层面上的复杂的言外言语行为或言
外之力。例如：
例(15) Wife: Will you be home early today?
Husband: When do you need the car?
Wife: I don’t, I just wondered if you’d be home early.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基础上，丁建民、严爽(2002)提出了与之对应的语用模糊的四种类型，其内涵是一致的，只是所用的术语表述更加通俗易懂，它们是：a)转移型语用模糊; b)分支型语用模糊; c)转变型语用模糊; d)暗示型语用模糊。
4. 语用模糊的功能
Thomas(1995:195)认为，语用模糊源于说话人不愿意明确表示与其话语相关的言外价值(illocutionary values)，而让听话人来推测，决定解释其话语之力的意图。通过使用模糊话语，说话人可以避免与听话人对抗的风险或因遭听话人拒绝而引起的尴尬。由此可见，恰当的使用语用模糊往往能收到其他表达手段所不能替代的良好的表达效果。笔者对语用模糊的功能进行了归纳总结，简要概括如下：
4.1 从话语效果来看，使话语更有趣或不那么有趣，创造幽默的氛围;增强话语的感染力或使其陌生化以增强话语效果。例如：
例(16)“爸爸，我哪儿也不去，就愿意进公安局”。
“好小子，胆不小，人家怕进公安局，你却志愿进公安局”。老子跟儿子逗趣哩。
(李传信，达理：《泰山疑案》)
4.2 从交际目的来看，协调彼此冲突的交际目的，一般是“命题目标”与“言外之的”
的冲突;出于礼貌的考虑或照顾对方的面子，使话语显得更委婉，使不满情绪的表达或请求显得间接些，不使听话人丢面子或难堪等;转移话题，摆脱困境;灵活利己，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例如：
例(17)Notice in the Junior Common Room, Queens College, Cambridge:
“These newspapers are for all the students, not the privileged few who arrive first.”
(Thomas, 1995:159)
例(18)a: “Have you ever repaired this sort of watch?”
b: “Well, let me have a try.”
4.3 从文学作品来看，提供信息，提高语言的表达效率;塑造人物形象，展开故事情节，使言语表达更生动，形象。例如：
例(19)小崔：“处座，你得给个伴吧?”
处长：“就让小江和你做伴吧。”
小崔一跳老高：“嘿，听见没有，做什么?”
女民警江伶悄悄伸出手在小崔脚上狠狠掐了一下。
(关玺华：《归期》)
5. 语用模糊的意义
不可否认，模糊语言的使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很容易分辨某一个人是一个胖子或一个瘦子，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胖到什么程度是胖子，瘦到什么程度是瘦子。胖瘦的精确界限是模糊的，但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却是清晰的。世界上确定的，精确的，清晰的表现只有一个，而其反面不确定的，不精确的，不清晰的表现却是多种多样。语言的模糊性并不会妨碍交际，事实上，日常的言语交际中需要大量的模糊言语。正如波兰语义学家沙夫指出，“交际需要语词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词的模糊性，那么我们就会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如此贫乏，就会使它的交际的和表达的作用受到如此大的限制，而且结果就摧毁了语言的目的，人的交际就很难进行，因为我们用以互相交际的那种工具遭到了损害”(转自陈治安，文旭，)。钱歌川在《翻译漫谈》(1980：55)中也说过：“英语是一种歧义的语言。”由此可见，对语言模糊的研究，尤其是对动态的语言模糊即语用模糊的研究是为了对模糊性达到精确而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使交际双方成功的完成交际任务。
结语
本文简要论述了语用模糊的概念，产生，分类，功能和存在的意义，尽管长期以来“明白”与“精确”被看作讲话或写作的标准，但在现实语言交流中，模糊语言却大量存在，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性及语用需要所决定的。若能恰当的在交际中使用语用模糊，不仅不会产生误解，而且会使语言或文章增添表达效果。因此，“精确”与“模糊”语言的使用的“好”与“坏”并没有标准的定论，重要的是所选择的语言形式是否与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所处的环境及语言的最终目的是否匹配，是否能发挥其恰当的语用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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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学术英文论文
一、隐喻与科技语言
人类社会从诞生起，对世界认识的规律便是由“已知”推测“未知”，由“熟悉”推测“陌生”，这种由近及远的模式，就是隐喻。
隐喻是人类理解自身和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带有广泛普遍性。正因为此，隐喻思维才引导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认知范畴，不断创新，不断从把握事物的局部到了解整体。隐喻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成了语言的隐喻式发展。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说: “语言不仅是表达已知真理的手段，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揭示未知真理的手段。”
人们需要利用隐喻的认知功能来洞察客观世界中隐含的各种相似性和规律。
众所周知，词语的隐喻性使用是发现和创造新事物，新意义，新经验的基本途径，在认知过程中，通过对已知概念的隐喻化处理来比拟或概括新生的概念或事物。科技发明创新的实施，受到隐喻性思维的影响，与语言的隐喻使用密不可分，同步进行。科学、隐喻和语言有着天生的必然联系，因此科技语言在反映人类认知的共同特点上就显得尤为突出。
本文以科技语言为研究载体是因为科技语言能彻底地表现出语言的本质属性，即隐喻性、高概括性、技术性、抽象性、客观性和信息高密度性。
这为我们研究不同语言的翻译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样板。下面笔者将对科技语言从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从隐喻视角看科技英语特点
( 一) 词汇层面
为了使范畴的界定精准，当代科技英语用词都规范严谨，不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其表现特征主要有: 首先是多专业术语。科技英语专业术语的词根主要集中在希腊语，拉丁语等词汇上。这些专有名词大量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的拉丁文论文。
“Science 科学”一词就来自拉丁语。正是英语有使用借词的传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的科技交流往来频繁，在科技语体的词汇中产生大量的新生外来词，所有的外来词按照以英语的生成规则，要么以“直接音译”构词，要么以“概念叠加”构词，要么以“首字母缩略语”的形式构词。如“Moho surface 莫霍面”、“Fourier Series 富里叶级数”、“Laplacian operator 拉普拉斯算子”和“DYI”等等。
( 二) 语法层面
英语语言表意的逻辑性很强，英语是音标文字，文字符号本身是发音的抽象化表示。英语的表意，必须在语言符号上体现思维的逻辑，否则就会造成语义混乱。比如: 英语中动词的形式变化是其表意的核心，动词在不同的时间，跟随不同的主语，不同的语气下都要呈现不同的形式，而汉语的动词则没有此类变化，靠叠加不同的状语来体现时间，语气等。由于符号的逻辑化程度高，英语的表意依赖语境因素小。而汉语对上下文的依赖很大。英语的表意结构中，有一个基本的表意体系( S + V: 主语 + 动词) ，派生出两大基本句型:主系表和主谓宾，分别用于描述现实中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以及对动作的描述。
科技语言的释理和说明，要求语言信息密度高，简单小句的堆积很难把烦琐的科技理论或模型解释清楚，还容易产生歧义。在英语科技文献的行文中，会尽量避免口语中多个小句的松散排列，而是让每个小句尽可能按照逻辑关系进行排列重组，使得语篇整体结构紧凑、简练。在英语科技文献中，小句较少，而长句和复合句较多。为了照顾语言的经济简练原则，大量的定语从句也往往被压缩成由分词短语或不定式短语构成的后置定语。而在状语从句中因果、递进关系较多，这主要用于说明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大量使用复合句，强化表意的信息量和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以最紧凑的结构形式包含最大限度的信息量是英语科技语言的另一特点。
( 三) 语义层面
英语语法中的时态，在科技语言中几乎都使用一般现在时，用于表达其描述的是客观真理，所以在行文中一旦出现其他时态成分，就需格外注意。时态的改变，凸显了表述的特殊属性，这往往用于客观现象的对比，某种意义的强化等。在英语科技语言中大量使用被动语态，高频率的被动语态主要聚焦动作的受动者，所以“物体”便作为语义的焦点，这符合科学分析重点是研究物而非研究者。这样的使用也是为了追求叙述客观性和规范性的一个重要手段。科技语体论述的往往是事实、现象或过程等，因此使用被动语态可以突出动作的对象，突出所论证及说明的主旨。英语中起到同等作用的还有以 IT 为形式主语的无人称句式，话题往往作为动作的对象或动作的本身而非动作的执行者。这在各类科技文献和论文中，尤其是在描述实验过程中尤为突出。
( 四) 语篇的角度
科技语篇的交际功能主要是为了阅读对象能从语言文字中理解作者意图，从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因此语言表述的逻辑性和思维的逻辑性应高度一致。所以英语科技语篇的结构基本上都是分为“提出论题”，“列出论据”，“分析数据”，“形成结论”等几个结构项。
在每一个结构项里，实行诸位接近与同类相聚的原则，这也符合范畴化的特点。其分析的逻辑线索要么以时间关系展开，要么以空间关系，要么以因果关系展开。而语篇的各个结构项之间多以蕴含逻辑关系的副词或者连词进行连接。
三、英汉认知模式差异在科技语言上的表现
语言的特色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模式有极大关联，但不同文化的语言发展模式是不尽相同的。认知模式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表达方式的不同。英语文化的认知模式“重物轻人”，强调客观实在和逻辑表征。
重“物”的价值观强化改造客观世界为本位，人在自然面前是作为施动者出现的。其语言的基本表意结构为S + V( 主语 + 动词) ，并由此派生各种句式。而汉文化一直强化“天人合一”，以人和客观世界互融合为本位，这从汉语言的最早象形符号开始，都在表征着一个逻辑不太严格的混沌表达方式。
基于上述观点，汉语科技语言和英语相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差异:
第一，汉语注重宏观，强调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认识。所以汉语行文时，主要凭借语句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副词和连词来实现句子之间的连接。汉语科技语言的表述往往是线性的，按时间逻辑顺序依次展开。这和英语大量使用从句，介词和非谓语动词截然不同。从科技语言的精炼性和逻辑性上来讲，汉语表达有一定劣势。同样一个概念，英语只要一个句子能说清的，汉语往往要两三句话才能表意完整。
第二，汉语表意过度强化人的主观判断，不太重视事物本身的规律和属性。反映在语言表现形式上，主语多为人，主动语态也比较多。在科技语篇中，大量出现“发现”，“认为”，“对比”，“分析”等词汇。而英语科技语言，如上文所述，常以物和抽象概念等非人称为主语，大量使用被动句。凸显了研究物本身，掩盖了研究者的施动行为，更显得客观真实。据统计，科技英语教科书里约有 1/3 的动词用于被动语态句，而科技汉语则大量使用主动语态。其使用频率为 85%。
第三，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汉语思维较少考虑抽象概念，在名词化这一重要隐喻认知领域，变得不够充分，随着新生事物的大量出现，科技的复杂性越来越重，汉语过于注重具体的表达方式已明显不适应。近代以来，汉语新词，很多都是英语直接音译过来的科技名词。这从一个侧面也突出了英语在科技语言表达方面的优势。科技英语的特征之一就是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英语中词缀“……lization( ……化) ”就是典型。用名词来表述复杂的动态概念，既一目了然，也符合语言的认知规律。
综上所述，隐喻在整个语言表述中起到核心作用，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对科技语言而言，深刻受到隐喻化思维的影响。由于英语语言发展的自身特性和历史背景，近现代科技语言的描述以英语为主。通过分析，我们应当看到英语作为科技语言的优势在于补充以及它在认知模式上很巧妙地实现了复杂科技现象的语言表征。同时应看汉语的表意体系与英文的主要差异，特别在科研语言表述上的不同。掌握了这些规律和特点，不但能更有效地进行英汉科技语篇的互译，而且对科技的拓展和创新，对新技术的传播和推广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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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学术英文论文
摘 要
随着互联网不断更新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换代更新，移动学习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教育领域移动学习也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它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新模式，也因为移动学习可以使学习者不受限制地利用移动设备整合学习资源实现随时随地学习。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移动学习的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基于终身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探究大学英语移动学习现状。本研究分为英语移动学习工具、英语移动学习信息资源、英语移动学习行为以及英语移动学习态度四个维度，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法分析大学英语移动学习的应用情况。
全面了解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级、专业、自主学习类型以及对移动学习的认识。
英语移动学习工具的使用情况;英语移动学习时学者倾向的资源类型及内容、获取学习资源方式;英语移动学习行为;学习者对英语移动学习资源的利用程度、学习目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态度。
结果发现：(1)英语移动学习工具在大学生中普及的很好;(2)英语移动学习资源的开发需要更契合学习者需求;(3)英语移动学习行为在大学生中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4)多数大学生对待英语移动学习的态度是积极的;(5)英语成绩影响着学习者英语移动学习的效果。根据调查研究得出的情况，提出一些意见;一是相关部门加大对英语移动学习的政策扶持;二是学习资源应契合学习者的特点，开发更多优秀、更有针对性的英语移动学习资源;三是大多数学习者英语移动学习行为主要发生在碎片化时间内;四是培养学习者对英语移动学习明确的学习目的;五是构建有效的英语移动学习策略。
关键词：英语移动学习;大学生;调查研究
目 录
摘 要
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移动设备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二)教育领域移动学习研究的重要性
(三)大学校园移动学习研究的必要性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二)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三章 移动学习理论概述
一、移动学习定义
二、理论依据
(一)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第四章 实验设计与分析
一、英语移动学习问卷研究设计与分析
(一) 研究途径
(二) 研究对象
(三) 问卷的设计
(四) 可靠性分析
(五) 研究结果描述分析
二、大学英语移动学习影响因素分析
(一) 问卷信度及可靠性分析
(二) 英语成绩与相关因素的 T 检验和差异性检验
第五章 总 结
一、研究结论
二、建议
三、研究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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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关键词： 韦伯 价值无涉 理想类型 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色色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 ――与》 ，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月号，第142―147页。
篇12：浅谈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浅谈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论文
关键词：韦伯 价值无涉 理想类型 学术公共领域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着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色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同上。
同上，第6页。
同上，第6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第77-81页。
[44]参见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对余英时和林毓生误读韦伯的分析，载《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第42-52页。
[45]汪晖：《小小十年 ――二十一世纪与学人》 ，载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第142-147页。
篇13：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摘 要】文章阐述了形而上学的语义，分析了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篇14：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一、形而上学的语义解释
“形而上学”译自英语metaphysics,Metaphysics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着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prote philosophia），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我国着名学者禾田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哲学”替代之。在英语解释中，牛津高级学习字典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性、真理与知识的哲学学科；柯林斯高级英语字典则认为metaphysics是关于理解存现实与发展、存在及我们如何知道它存在的哲学；而普林斯顿词汇网（wordnet.princeton.edu）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与明知的哲学。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既在字面意义上相近，在内涵意义上也很符合，当属经典翻译。《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1.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2.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化，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是故形而上学也叫玄学。
从语用学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或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论及；在中国，由于受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哲学被政治化倾向），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孤立的、片面的与静止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在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还专设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课程，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非科学认知方法在基础教育中进行普及，而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学科的形而上学一般为学术界所独用。
二、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
“学科的形而上学”是指已经形成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由西方哲学史分析，西方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主线展开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形成――完善――分化――怀疑――辩护――合并――批判等阶段，具体历程为：1.形式的建立的古希腊哲学阶段；2.形式的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客体不分时期）；3.形式的自然科学产生使哲学和科学分割并把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以区分哲学和科学的唯理论（笛卡尔）和实证论（培根）的（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4.对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怀疑的休默哲学；5.肯定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并证明了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形式之所以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排除了由形式而出发的纯粹理性对本体认识的可能性，认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开古典哲学先河的康德哲学；6.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形式是在辩证发展的因而把科学重新统一到形而上学之中的、由于这种统一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形式的证明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的不可知性――从而反映出的形式化的认识论西方哲学的必然困境而最终解体的黑格尔哲学；7.从此后开始的由于形而上学对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的无力和自然科学对形式的发现的进步的完全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阶段。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在对存在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过程中行进的，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显得无力，拒斥形而上学是形式化而科学化的哲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不是拒斥“包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拒斥把哲学和科学作了分割后的”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即怀疑的形而上学。
将形而上学作为学科构建，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形而上学着作中，亚氏首次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对形而上学下了定义，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把对存在的形式中发生的内容的研究称为物理学，把对存在的形式自身的研究称为第一原理或第一哲学（物理学之后）。同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其原因理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四种，即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形式因指事物内在的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
三、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首先，形而上学为我们带来了普遍化的学术方法。形而上学以存在论为核心，存在论通过“本质之问”（“先验之问”）达到“最普遍者”,因此，形而上学首先是本质之学和普遍之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与超越途径是与所谓“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和“形式化”.所谓“总体化”也就是“概括”,就是传统哲学和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法，是“按照种类的普遍化”.“形式化”是具体化，是对本质的剥离与超越。形而上学要对存在和原因进行终极关怀，必须进行概括，从而追求总体化，而要达到总体化，探究事物的本质，就要对事物的实存即存在形式进行去魅（表现为实证的方法），就要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进行区分。因此，形而上学也为形式化之学。在对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认识时，实证的内容和实证的形式的区别导致（知识）对存在的形式化，把存在的形式化，使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作了相应的形式的区分，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即把存在形式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此外，建立在以形式（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治文明，也与形而上学把存在形式化息息相关。
其次，形而上学的另一大学术贡献是超越即批判的精神。形而上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即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存在”的分离，最终带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分化，于是在这“对成范畴”之间产生裂缝，彼此相互发展、批判与证明，塑造了欧洲――西方文化的“硬核”:由存在学和神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根本学问来表现的“形式性”和“超越性”.存在学和神学是形而上学的两个追问路向和超越方式。存在学通过“本质之问”达到“最普遍者”,神学通过“实存之问”达到“至高者”.两者都是一种“超越”,途径有所不同。笼统地讲来，存在学的途径是理性，而神学的途径则是信仰。通常把西方文化传统了解为“两希文化”,着眼点正在于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基本组成。
近代以降，随着黑格尔等哲学大师搭建的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思想的破灭，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化进一步分解。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出现了所谓的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当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必然――形而上学的超越正在酝酿之中。因为，“人可以像猪一样生活，而且通常我们的确也像猪一样生活着，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仰望星空的欲望。”（禾田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着，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
禾田哲学讲座。形而上学问题。.
鞠曦。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
童鹰。元哲学三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篇15：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摘 要】文章阐述了形而上学的语义，分析了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学科 形而上学 学术价值
一、形而上学的语义解释
“形而上学”译自英语metaphysics，Metaphysics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著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prote philosophia)，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我国著名学者禾田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哲学”替代之。在英语解释中，牛津高级学习字典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性、真理与知识的哲学学科；柯林斯高级英语字典则认为metaphysics是关于理解存现实与发展、存在及我们如何知道它存在的哲学；而普林斯顿词汇网（wordnet.princeton.edu）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与明知的哲学。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既在字面意义上相近，在内涵意义上也很符合，当属经典翻译。《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1.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2.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化，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是故形而上学也叫玄学。
从语用学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或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论及；在中国，由于受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哲学被政治化倾向），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孤立的、片面的与静止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在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还专设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课程，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非科学认知方法在基础教育中进行普及，而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学科的形而上学一般为学术界所独用。
篇16：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二、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
“学科的形而上学”是指已经形成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由西方哲学史分析，西方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主线展开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形成——完善——分化——怀疑——辩护——合并——批判等阶段，具体历程为：1.形式的建立的古希腊哲学阶段；2.形式的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客体不分时期）；3.形式的自然科学产生使哲学和科学分割并把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以区分哲学和科学的唯理论（笛卡尔）和实证论（培根）的（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4.对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怀疑的休默哲学；5.肯定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并证明了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形式之所以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排除了由形式而出发的纯粹理性对本体认识的可能性，认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开古典哲学先河的康德哲学；6.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形式是在辩证发展的因而把科学重新统一到形而上学之中的、由于这种统一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形式的证明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的不可知性——从而反映出的形式化的认识论西方哲学的必然困境而最终解体的黑格尔哲学；7.从此后开始的由于形而上学对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的无力和自然科学对形式的发现的进步的完全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阶段。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在对存在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过程中行进的，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显得无力，拒斥形而上学是形式化而科学化的哲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不是拒斥“包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拒斥把哲学和科学作了分割后的”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即怀疑的形而上学。
将形而上学作为学科构建，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形而上学著作中，亚氏首次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对形而上学下了定义，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把对存在的形式中发生的内容的研究称为物理学，把对存在的形式自身的研究称为第一原理或第一哲学（物理学之后）。同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其原因理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四种，即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形式因指事物内在的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
三、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首先，形而上学为我们带来了普遍化的学术方法。形而上学以存在论为核心，存在论通过“本质之问”(“先验之问”)达到“最普遍者”，因此，形而上学首先是本质之学和普遍之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与超越途径是与所谓“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和“形式化”。所谓“总体化”也就是“概括”，就是传统哲学和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法，是“按照种类的普遍化”。“形式化”是具体化，是对本质的剥离与超越。形而上学要对存在和原因进行终极关怀，必须进行概括，从而追求总体化，而要达到总体化，探究事物的本质，就要对事物的实存即存在形式进行去魅（表现为实证的方法），就要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进行区分。因此，形而上学也为形式化之学。在对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认识时，实证的内容和实证的形式的区别导致（知识）对存在的形式化，把存在的形式化，使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作了相应的形式的区分，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即把存在形式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此外，建立在以形式（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治文明，也与形而上学把存在形式化息息相关。
其次，形而上学的另一大学术贡献是超越即批判的精神。形而上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即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存在”的分离，最终带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分化，于是在这“对成范畴”之间产生裂缝，彼此相互发展、批判与证明，塑造了欧洲——西方文化的“硬核”：由存在学和神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根本学问来表现的“形式性”和“超越性”。存在学和神学是形而上学的两个追问路向和超越方式。存在学通过“本质之问”达到“最普遍者”，神学通过“实存之问”达到“至高者”。两者都是一种“超越”，途径有所不同。笼统地讲来，存在学的途径是理性，而神学的途径则是信仰。通常把西方文化传统了解为“两希文化”，着眼点正在于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基本组成。
近代以降，随着黑格尔等哲学大师搭建的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思想的破灭，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化进一步分解。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出现了所谓的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当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必然——形而上学的超越正在酝酿之中。因为，“人可以像猪一样生活，而且通常我们的确也像猪一样生活着，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仰望星空的欲望。”（禾田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
[2]禾田哲学讲座.形而上学问题..
[3]鞠曦.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www.confuchina.com/xuezhe%20wenji/ju%20xi.htm.
[4]童鹰.元哲学三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篇17：“学术+市场” 实现人才双价值
知识经济时代，除了“高薪”引智，还能如何留住人才？明星企业家成为学生们追捧的“偶像”，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联合策划主办的“大学与城市——广州地区高校校长访谈”活动中，广东工业大学校长陈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陈新认为，要留住人才，除了靠“待遇”“感情”外，最重要的还是靠“事业”，为人才提供“学术与市场”双价值实现的舞台。在创业大潮下，陈新担心学生只会做“创业梦”，不懂脚踏实地去努力。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罗桦琳 通讯员罗焜隆、罗胜京、黄华利、詹勇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高鹤涛
谈师资力量：
人才看重的是个人价值实现
记者：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名师”。在吸引人才上，广工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思路？
陈新：过去，我们经常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上，学校目前采取的是“引育并举”的方式，靠市场、靠机制、靠团队、靠服务，借助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利用学校搭建的各类协同创新平台，为引进的高端人才提供 “学术与市场”双价值实现的舞台和空间。同时在体制机制、团队配置和个性化服务上，为高端人才展现才华提供保障。
记者：最近几年来，很多高校、地市通过高薪吸引人才，不知您如何看待这场人才“争夺战”？
陈新：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认为适度的竞争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对人才的一种尊重。给予人才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创新，对高等学校、区域社会的发展都有好处。其实，人才最看重的也不是待遇，而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事业留人”始终是最重要的。
谈学生培养：最怕学生只会做“创业梦”
记者：很多年轻人把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作为自己的偶像，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会把社会上一些知名的创业家的经历，作为例子给学生讲吗？
陈新：对于年轻人来说，偶像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我们也会提醒学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马云、马化腾，但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学生只会做梦，不会脚踏实地，这样就会把他的一生给耽误掉。
我们更希望这些崇拜明星企业家的学生，能看到成功人士经历过的磨难及摔倒后爬起来的过程，因为这些都是企业家成功的重要因子。能成为明星企业家，要有天赋，有辛苦的付出，还要有机遇。
我们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强调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事迹跟学生分享，引导他们学会成功，学会成长。实现个人价值有很多方式，实现个人价值有很多方式，就怕学生只看到最高点，不去看努力的过程，这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
谈大学与城市的发展：要服务城市高端高质高新产业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与城市如何更好地携手向前？
陈新：高校是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源和发动机。广州正在致力打造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新体系，广工非常愿意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发挥工科优势及地缘优势；同时，我们也希望继续得到广州各级政府给力的支持。
其实，作为地方重点工科院校，广工一直坚持“与广东崛起共成长 为广东发展作贡献”的办学理念。近几年来，学校抓住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与地方政府、产业界联合共建了广州国家IC基地等一批学科、服务、育人三位一体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合作进一步深入，取得很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