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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内经的学术价值
内经的学术价值
《内经》诞生于两千年前，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准绳。历史已经推演到21世纪，现代医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学术价值又在哪里呢?
一、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而中国的传统医学，虽然经历磨难，却一枝独秀，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疗效外，就是因为她拥有一整套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内经》问世以前的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尚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媛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经》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的支柱，并与医疗经验进行有机地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埃及人曾经创造过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的阿拉伯人的人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人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约于公元前15，受到雅利安人人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它的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人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它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它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中医学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真正的魅力在于二：一是它的医疗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它有着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这些理论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低估。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内经》。
二、确立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内经》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遭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①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②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③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WHO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检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内经》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人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有人认为，《内经》是一部阐述中医学理论的著作。但金元时代张子和曾说，《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首先，《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以阴阳为例，阴阳学说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自被引进中医学领域后，使阴阳的概念不仅具有哲学的涵义，用以阐释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赋予阴阳以医学的内容，例如阴虚、阳虚二词，作为病理名词，具有医学的涵义，这里不再作为二个哲学概念来理解。阴阳的这种双重的涵义，使中医学的理论具备了思辩的色彩，同时可直接作为诊治疾病的指导。
再以藏象理论为例，《内经》开藏象学说之先河，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五体、五时、五味、五色、五音、五声等构建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合、内外相关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系统中，经络是沟通表里、联络脏腑的渠道，精气神是维护和主宰这个系统的中流砒柱。藏象理论比较科学地阐释了人体的生理机能和整个人体的生命状态。《内经》藏象理论在分析人体疾病状态时，奠定了脏腑辨证的雏型。如《素问·咳论》《痹论》《痪论》《风论》等篇章，将咳、痹、疾、风等疾病用脏腑作为疾病证候分类的纲要，咳有五脏咳、六腑咳，痹有五脏痹、六腑痹，每一病证均有各自的'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各异。现代所通行的脏腑辨证肇端于《内经》的藏象理论。
另外，据粗略统计，《内经》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痪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关于“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治疹独取阳明”,“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观点，均是《内经》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内经》中所论述的这些病证，有些虽然和现在临床的分型不太一致，但其对病机理论的分析，分类原则和方法等，已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楷模。值得提出的是，《内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但从它的脏腑分证、六经分证来看，却正是后世“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起源。
在治疗方面，《内经》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四、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个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素问·六节藏象论》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型。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内经》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内经》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内经》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现代新兴的某些边缘学科，如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等之所以常常可以在古老的经典里找到若干雏形，其道理盖出于此。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内经》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五、创建经络学说
发明针灸疗法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由“针灸热”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经络学说的提出和针灸疗法的发明，是《内经》的一大学术成就。
从《内经》以前的有关史料看，针灸疗法的应用和经络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贬石到九针，从局部的刺激到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或“连穴成线”，或“先有经后定穴”，从脉演进到经络。但在《内经》诞生以前，这些经验的累积和理论的片断，颇为零星，尚未形成系统。这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医书《帛书经脉》中的《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有关记载可以得到佐证。该书所载十一条灸脉尚不互相连接，及至《内经》才形成了包括正经、奇经、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等内外连属的经络系统，明确了“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经络成为人体内传送信息而又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的网络。
经络现象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中医学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系统。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这一特点。
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电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系统等研究方法，采用穴位皮肤电测定、皮肤温度测定及照相、液晶热象图、激光照相等多种手段，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经络是独立存在的一套联络调节系统，经络是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人体特殊结构;也有学者认为，经络没有特殊的物质结构，而是综合人体一切解剖系统来经营生活的综合系统。至今经络的本质还是个谜，这与其说是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现代科学远远不能胜任理解与阐释中华祖先发现的瑰宝。
经络研究的实质是寻找体内联系的途径和机制，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找出它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从而有可能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大变革，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而导致医学革命。而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了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六、《内经》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
在公元前1世纪，当世界还处于天命、巫术等封建迷信笼罩之中时，《内经》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有学者将《内经》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4团一公元前355年时代的古希腊名医，由于其光辉成就，被中世纪医学界推崇为“医学之父”，可见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将《希波克拉底文集》和《内经》相比，有两方面相似：两者著作的时代相差不远，它们的编辑性质相同，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作品。
再从两者的具体内容相比，《内经》认为，凡疾病都有致病的原因，或六淫，或七情，没有什么神秘的;希氏在《论圣病》中认为，疾病有它的自然原因而与鬼神无关。《内经》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而视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认识到人体内血液是流行不止的，“夫脉者，血之府也”,“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肯定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血液是循环运行的，“血出而射者”为动脉血，“黑而浊者”为静脉血，“清而半为汁者”为血清;希氏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是在16世纪。《内经》依照五脏对疾病进行分类，在欧洲医学史上疾病按器官分类是从2世纪罗马的盖仑开始的。希氏从体液学说将人分为多血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四种类型。《内经》采用阴阳五行的方法从体型肥瘦、年龄壮幼、性格刚柔勇怯、心理气质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远比希氏体液学说的分类详尽确切。《内经》对于脉搏的观察，发明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的速度。《内经》为后世制订了一整套极具实践价值的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始终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内经》所发明的针刺疗法至今仍显示出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些均为西方医学史所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内经》的医学成就尚未写进世界医学史，但是《内经》的学术对世界医学史的贡献不可低估。我们确信，随着中医学走向世界，《内经》的学术价值必将逐步被学术界所认识，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终将占有一席之地。
拓展阅读：《内经》病因病机要点
《素问·生气通天论》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如是则内外调和，邪不能害，耳目聪明，气立如故。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素问·玉机真藏论》
岐伯曰：五实死，五虚死。帝曰：愿闻五实五虚。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帝曰：其时有生者何也?岐伯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
《素问·举痛论》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
《素问·调经论》
夫心藏神，肺藏气，肝藏血，脾藏肉，肾藏志，而此成形。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藏。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帝曰：经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
《素问·至真要大论》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腹胀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彻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灵枢·百病始生》
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两实相逢，众人肉坚。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
篇2：《黄帝内经》的学术价值
《黄帝内经》的学术价值
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 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 内经 》 诞生于两千年前，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而且数千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准绳。历史已经推演到 21 世纪，现代医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学术价值又在哪里呢?
一、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而中国的传统医学，虽然经历磨难，却一枝独秀，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日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疗效外，就是因为她拥有一整套独特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 黄帝内经 》 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 《 内经 》 问世以前的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尚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媛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 内经 》 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的支柱，并与医疗经验进行有机地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根本原因。埃及人曾经创造过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 332 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的阿拉伯人的人侵，埃及文化先后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汇人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约于公元前 1500 年，受到雅利安人人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 ― 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它的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人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它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它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中医学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真正的魅力在于二：一是它的医疗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它有着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这些理论的学术价值仍然不可低估。自《 内经 》 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 《 内经 》 。
二、确立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
《 内经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 内经 》 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充满气，气又可分为阴气和阳气，阴气(即地气)与阳气(即天气)的结合和交互作用形成了人体。《 内经 》 以“气”为中介将人与天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运动规律。所谓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因此，《 内经 》 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 ，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遭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 《 内经 》 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 ① 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 ' ; ② 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 ③ 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就是和谐，形神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这与 WHO 关于健康的含义不谋而合。三才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体质气质的反应和检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内经 》 特别重视体质气质理论的原因盖出于此。
令人惊奇的是， 《 内经 》 三才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一心理一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人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内经 》 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有人认为， 《 内经 》 是一部阐述中医学理论的著作。但金元时代张子和曾说，《 内经 》 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首先， 《 内经 》 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以阴阳为例，阴阳学说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自被引进中医学领域后，使阴阳的概念不仅具有哲学的涵义，用以阐释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且赋予阴阳以医学的内容，例如阴虚、阳虚二词，作为病理名词，具有医学的涵义，这里不再作为二个哲学概念来理解。阴阳的这种双重的涵义，使中医学的理论具备了思辩的色彩，同时可直接作为诊治疾病的指导。
再以藏象理论为例， 《 内经 》 开藏象学说之先河，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五气、五神、五志、五体、五时、五味、五色、五音、五声等构建成五脏系统，形成一个表里相合、内外相关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系统中，经络是沟通表里、联络脏腑的渠道，精气神是维护和主宰这个系统的中流砒柱。藏象理论比较科学地阐释了人体的生理机能和整个人体的生命状态。《 内经 》 藏象理论在分析人体疾病状态时，奠定了脏腑辨证的雏型。如 《 素问 · 咳论 》 《 痹论 》《 痪论 》 《 风论 》 等篇章，将咳、痹、疾、风等疾病用脏腑作为疾病证候分类的纲要，咳有五脏咳、六腑咳，痹有五脏痹、六腑痹，每一病证均有各自的.临床表现，治疗原则各异。现代所通行的脏腑辨证肇端于《 内经 》 的藏象理论。
另外，据粗略统计， 《 内经 》 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痪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关于“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 “治疹独取阳明” ,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观点，均是 《 内经》 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 《 内经 》 中所论述的这些病证，有些虽然和现在临床的分型不太一致，但其对病机理论的分析，分类原则和方法等，已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树立了楷模。值得提出的是，《 内经 》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但从它的脏腑分证、六经分证来看，却正是后世“辨证论治”理论及方法的起源。
在治疗方面， 《 内经 》 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 内经 》 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四、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 《 内经 》 ，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个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内经 》 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 《 内经 》 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 《 素问 · 六节藏象论 》 说：“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 ― 运气学说。
在 《 素问 · 异法方宜论 》 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型。
《 内经 》 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 内经 》 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 内经 》 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 《 内经 》 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却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 内经 》 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现代新兴的某些边缘学科，如医学气象学、时间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等之所以常常可以在古老的经典里找到若干雏形，其道理盖出于此。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而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 内经 》 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五、创建经络学说
发明针灸疗法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由“针灸热”进而引发了探索经络实质的研究热点。经络学说的提出和针灸疗法的发明，是《 内经 》 的一大学术成就。
从 《 内经 》 以前的有关史料看，针灸疗法的应用和经络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贬石到九针，从局部的刺激到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或“连穴成线”，或“先有经后定穴”，从脉演进到经络。但在《 内经 》 诞生以前，这些经验的累积和理论的片断，颇为零星，尚未形成系统。这从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医书 《 帛书经脉 》 中的 《 足臂十一脉灸经 》 和 《 阴阳十一脉灸经》 有关记载可以得到佐证。该书所载十一条灸脉尚不互相连接，及至 《 内经 》 才形成了包括正经、奇经、经别、别络、经筋、皮部等内外连属的经络系统，明确了“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经络成为人体内传送信息而又与自然界密切相联的网络。
经络现象是中医学的一大发现，中医学以朴素的形态揭示证明了人体一个具有多种多样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系统。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的这一特点。
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电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系统等研究方法，采用穴位皮肤电测定、皮肤温度测定及照相、液晶热象图、激光照相等多种手段，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学者认为，经络是独立存在的一套联络调节系统，经络是迄今为止未被认识的人体特殊结构;也有学者认为，经络没有特殊的物质结构，而是综合人体一切解剖系统来经营生活的综合系统。至今经络的本质还是个谜，这与其说是中医落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不如说现代科学远远不能胜任理解与阐释中华祖先发现的瑰宝。
经络研究的实质是寻找体内联系的途径和机制，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找出它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从而有可能推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重大变革，创造出新的理论体系而导致医学革命。而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 内经 》 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了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六、《 内经 》 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
在公元前 1 世纪，当世界还处于天命、巫术等封建迷信笼罩之中时，《 内经 》 就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有学者将 《 内经 》 和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的主要内容作了比较。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 4 团一公元前 355 年时代的古希腊名医，由于其光辉成就，被中世纪医学界推崇为“医学之父”，可见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将《 希波克拉底文集 》 和 《 内经 》 相比，有两方面相似：两者著作的时代相差不远，它们的编辑性质相同，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也不是成于一个时代的作品。
再从两者的具体内容相比， 《 内经 》 认为，凡疾病都有致病的原因，或六淫，或七情，没有什么神秘的;希氏在《 论圣病 》 中认为，疾病有它的自然原因而与鬼神无关。 《 内经 》 在对人体进行“解剖而视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知里”、“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认识到人体内血液是流行不止的，“夫脉者，血之府也” , “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肯定了心与血脉的关系，血液是循环运行的，“血出而射者”为动脉血，“黑而浊者”为静脉血，“清而半为汁者”为血清;希氏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是在 16 世纪。 《 内经 》 依照五脏对疾病进行分类，在欧洲医学史上疾病按器官分类是从 2 世纪罗马的盖仑开始的。希氏从体液学说将人分为多血质、粘液质、黄胆质、黑胆质四种类型。 《 内经 》 采用阴阳五行的方法从体型肥瘦、年龄壮幼、性格刚柔勇怯、心理气质等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远比希氏体液学说的分类详尽确切。《 内经 》 对于脉搏的观察，发明了用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的速度。 《 内经 》 为后世制订了一整套极具实践价值的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始终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 内经 》 所发明的针刺疗法至今仍显示出极大的科学价值。这些均为西方医学史所不可比拟的。
遗憾的是， 《内经》 的医学成就尚未写进世界医学史，但是 《内经 》 的学术对世界医学史的贡献不可低估。我们确信，随着中医学走向世界， 《 内经 》 的学术价值必将逐步被学术界所认识，其在世界医学史上终将占有一席之地。
篇3：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摘 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现如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价值。
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犹如一朵奔腾的浪花，而清朝的法制历史则是汇成浪花的小小水滴，由此可知，清朝的法制史何其重要!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
在如今，在这个更加强调法治社会的今日，我们有必要借鉴清朝的法制，那个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朝代的法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
本篇就结合清朝法制史的阶段性特点进行一下探究，论述了清朝的法制史发展历程，从而为今日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经验。
关键词 清朝 法制史 阶段特点 学术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
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
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
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
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
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
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
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
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
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
”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
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
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
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
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
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
“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
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
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
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
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
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
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
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
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
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
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
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二、研究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
清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王朝，历经267年的风风雨雨，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历程。
在这267年的时间里，清朝把封建的经济推向了鼎盛，法律制度也超越了前朝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所以，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对我国现代的法律的完善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清朝的封建法制是承接前朝，逐渐完善的。
清朝的法制体系是相当的完备的：由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各个执法部门组成清朝完备的法律体制;在理发的内容上，也内容广泛，并且更加符合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在司法制度上，程序是非常的严格地，审查机关也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在会审和死刑的审核上更加的制度化、法律化。
不得不说的是清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针对少数民族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更好的统一了多民族的中国。
所以，对清朝的法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封建法制历史的基本规律性。
第二，清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清朝的法制史是以满足满族贵族的基本利益为目的。
1644年清朝入关以来，清朝第一个正式皇帝—顺治登基以后，满族就和汉族进行融合，即是汉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古代的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也是由这些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历史上也有其他王朝对中国的封建法制建设做了贡献，但因为年代比较长远，或是其统治的时间比较短，好多少数民族的王朝的法制史缺失、不完整，只有清朝以满族为主的法制史比较繁盛，法律资料比较完备，脉络清晰，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是的重要依据。
第三，1840年以后，也就是道光二十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外国法律、文化、精神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入中国，最初是以随着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的。
这样的压力导致清王朝本成一体的法制体系遭到了破坏，各种思想冲击着中国国人的大脑，随后各种洋务运动的大肆开展。
外国的法律思想输入中国后，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民的束缚开始有所松动，法律逐渐被人民了解、掌握。
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排除外国法律文化是先进的，它的输入中国古老落后的封建法制体系中，就像给病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的活力。
第四，清朝建国时间距今天不远，满打满算也就4，它在法制上的建设历史成为很好的依据，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王朝，遗留的书籍、档案、资料多如牛毛，我们可以认真的整理、总结、学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继承清朝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研究清朝的法制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法制史学术价值研究才被世界各国的法制史学家广泛关注。
三、结语
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
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令人销魂，它比其他学科更具有想象力。
满族从偏安一隅到最后统治整个中国，靠的是什么?我想说一个蛮荒之地的民族能由北向南统治全国，难道没有法制的巨大作用吗?难道不是和其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相关吗?道光二十年，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折时期，封建法制正在逐渐解体，外国的法律、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研究清朝法制史不仅可以了解我国的封建法制是如何消亡的，还可以了解到我国近代法制是如何开端的，从而借鉴经验，更好的发展当今法治国家。
清朝开国以后的法制建设逐渐完善，内容也慢慢丰富，对于统一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制特色和时代特色十分明显，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清朝法制史的发展即是中国一段历史的运行，它为现如今的法治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如流淌的江河，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参考文献：
[1]沈大明.《大清律例》与清代的社会控制.华东政法学院..
[2]徐实.清朝对外蒙古管理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3]王洁.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经济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4]徐仂.论清朝服饰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的关系.美术大观.(10).
篇4：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摘 要】文章阐述了形而上学的语义，分析了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篇5：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一、形而上学的语义解释
“形而上学”译自英语metaphysics,Metaphysics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着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prote philosophia），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我国着名学者禾田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哲学”替代之。在英语解释中，牛津高级学习字典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性、真理与知识的哲学学科；柯林斯高级英语字典则认为metaphysics是关于理解存现实与发展、存在及我们如何知道它存在的哲学；而普林斯顿词汇网（wordnet.princeton.edu）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与明知的哲学。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既在字面意义上相近，在内涵意义上也很符合，当属经典翻译。《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1.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2.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化，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是故形而上学也叫玄学。
从语用学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或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论及；在中国，由于受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哲学被政治化倾向），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孤立的、片面的与静止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在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还专设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课程，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非科学认知方法在基础教育中进行普及，而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学科的形而上学一般为学术界所独用。
二、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
“学科的形而上学”是指已经形成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由西方哲学史分析，西方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主线展开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形成――完善――分化――怀疑――辩护――合并――批判等阶段，具体历程为：1.形式的建立的古希腊哲学阶段；2.形式的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客体不分时期）；3.形式的自然科学产生使哲学和科学分割并把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以区分哲学和科学的唯理论（笛卡尔）和实证论（培根）的（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4.对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怀疑的休默哲学；5.肯定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并证明了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形式之所以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排除了由形式而出发的纯粹理性对本体认识的可能性，认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开古典哲学先河的康德哲学；6.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形式是在辩证发展的因而把科学重新统一到形而上学之中的、由于这种统一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形式的证明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的不可知性――从而反映出的形式化的认识论西方哲学的必然困境而最终解体的黑格尔哲学；7.从此后开始的由于形而上学对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的无力和自然科学对形式的发现的进步的完全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阶段。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在对存在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过程中行进的，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显得无力，拒斥形而上学是形式化而科学化的哲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不是拒斥“包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拒斥把哲学和科学作了分割后的”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即怀疑的形而上学。
将形而上学作为学科构建，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形而上学着作中，亚氏首次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对形而上学下了定义，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把对存在的形式中发生的内容的研究称为物理学，把对存在的形式自身的研究称为第一原理或第一哲学（物理学之后）。同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其原因理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四种，即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形式因指事物内在的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
三、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首先，形而上学为我们带来了普遍化的学术方法。形而上学以存在论为核心，存在论通过“本质之问”（“先验之问”）达到“最普遍者”,因此，形而上学首先是本质之学和普遍之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与超越途径是与所谓“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和“形式化”.所谓“总体化”也就是“概括”,就是传统哲学和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法，是“按照种类的普遍化”.“形式化”是具体化，是对本质的剥离与超越。形而上学要对存在和原因进行终极关怀，必须进行概括，从而追求总体化，而要达到总体化，探究事物的本质，就要对事物的实存即存在形式进行去魅（表现为实证的方法），就要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进行区分。因此，形而上学也为形式化之学。在对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认识时，实证的内容和实证的形式的区别导致（知识）对存在的形式化，把存在的形式化，使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作了相应的形式的区分，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即把存在形式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此外，建立在以形式（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治文明，也与形而上学把存在形式化息息相关。
其次，形而上学的另一大学术贡献是超越即批判的精神。形而上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即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存在”的分离，最终带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分化，于是在这“对成范畴”之间产生裂缝，彼此相互发展、批判与证明，塑造了欧洲――西方文化的“硬核”:由存在学和神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根本学问来表现的“形式性”和“超越性”.存在学和神学是形而上学的两个追问路向和超越方式。存在学通过“本质之问”达到“最普遍者”,神学通过“实存之问”达到“至高者”.两者都是一种“超越”,途径有所不同。笼统地讲来，存在学的途径是理性，而神学的途径则是信仰。通常把西方文化传统了解为“两希文化”,着眼点正在于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基本组成。
近代以降，随着黑格尔等哲学大师搭建的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思想的破灭，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化进一步分解。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出现了所谓的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当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必然――形而上学的超越正在酝酿之中。因为，“人可以像猪一样生活，而且通常我们的确也像猪一样生活着，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仰望星空的欲望。”（禾田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着，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
禾田哲学讲座。形而上学问题。.
鞠曦。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
童鹰。元哲学三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篇6：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摘 要】文章阐述了形而上学的语义，分析了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学科 形而上学 学术价值
一、形而上学的语义解释
“形而上学”译自英语metaphysics，Metaphysics这个名称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本著作。实际上，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书里并不讲“形而上学”，而是讲“第一哲学”(prote philosophia)，以区别于作为“物理学”(今日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和科学)的“第二哲学”。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书名当作一个学科名称。我国著名学者禾田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就是偶然形成的，甚至可以说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用“第一哲学”替代之。在英语解释中，牛津高级学习字典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性、真理与知识的哲学学科；柯林斯高级英语字典则认为metaphysics是关于理解存现实与发展、存在及我们如何知道它存在的哲学；而普林斯顿词汇网（wordnet.princeton.edu）将其解释为关于存在与明知的哲学。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既在字面意义上相近，在内涵意义上也很符合，当属经典翻译。《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1.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2.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或方法论。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化，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是故形而上学也叫玄学。
从语用学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或将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论及；在中国，由于受前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哲学被政治化倾向），形而上学一般是指“孤立的、片面的与静止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方法，在中学高二年级语文教科书中，还专设有《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课程，将形而上学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非科学认知方法在基础教育中进行普及，而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或学科的形而上学一般为学术界所独用。
篇7：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二、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
“学科的形而上学”是指已经形成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系统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由西方哲学史分析，西方哲学是以形而上学为主线展开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形成——完善——分化——怀疑——辩护——合并——批判等阶段，具体历程为：1.形式的建立的古希腊哲学阶段；2.形式的完善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主客体不分时期）；3.形式的自然科学产生使哲学和科学分割并把哲学称为形而上学以区分哲学和科学的唯理论（笛卡尔）和实证论（培根）的（主客体分离）的近代哲学；4.对形而上学何以为可能的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怀疑的休默哲学；5.肯定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并证明了实践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形式之所以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排除了由形式而出发的纯粹理性对本体认识的可能性，认为本体是不可知的）而开古典哲学先河的康德哲学；6.把存在的形式和原因统一于绝对精神的形式是在辩证发展的因而把科学重新统一到形而上学之中的、由于这种统一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困难——形式的证明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的不可知性——从而反映出的形式化的认识论西方哲学的必然困境而最终解体的黑格尔哲学；7.从此后开始的由于形而上学对形式的本体论证明的无力和自然科学对形式的发现的进步的完全主体性的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阶段。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是在对存在的不断的形式化的过程中行进的，随着对存在的形式化的自然科学的兴起，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显得无力，拒斥形而上学是形式化而科学化的哲学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不是拒斥“包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是“拒斥把哲学和科学作了分割后的”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即怀疑的形而上学。
将形而上学作为学科构建，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形而上学著作中，亚氏首次确立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对形而上学下了定义，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把对存在的形式中发生的内容的研究称为物理学，把对存在的形式自身的研究称为第一原理或第一哲学（物理学之后）。同时，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提出了其原因理论——“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四种，即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形式因指事物内在的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
三、形而上学的学术价值
首先，形而上学为我们带来了普遍化的学术方法。形而上学以存在论为核心，存在论通过“本质之问”(“先验之问”)达到“最普遍者”，因此，形而上学首先是本质之学和普遍之学。形而上学的发展与超越途径是与所谓“普遍化”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所作的区分，“普遍化”有两种方式，即“总体化”和“形式化”。所谓“总体化”也就是“概括”，就是传统哲学和逻辑的“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方法，是“按照种类的普遍化”。“形式化”是具体化，是对本质的剥离与超越。形而上学要对存在和原因进行终极关怀，必须进行概括，从而追求总体化，而要达到总体化，探究事物的本质，就要对事物的实存即存在形式进行去魅（表现为实证的方法），就要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进行区分。因此，形而上学也为形式化之学。在对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以实证的方法进行认识时，实证的内容和实证的形式的区别导致（知识）对存在的形式化，把存在的形式化，使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作了相应的形式的区分，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形式，即把存在形式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传统。此外，建立在以形式（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治文明，也与形而上学把存在形式化息息相关。
其次，形而上学的另一大学术贡献是超越即批判的精神。形而上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即存在的内容与“存在的存在”的分离，最终带来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分化，于是在这“对成范畴”之间产生裂缝，彼此相互发展、批判与证明，塑造了欧洲——西方文化的“硬核”：由存在学和神学这两门形而上学的根本学问来表现的“形式性”和“超越性”。存在学和神学是形而上学的两个追问路向和超越方式。存在学通过“本质之问”达到“最普遍者”，神学通过“实存之问”达到“至高者”。两者都是一种“超越”，途径有所不同。笼统地讲来，存在学的途径是理性，而神学的途径则是信仰。通常把西方文化传统了解为“两希文化”，着眼点正在于理性与信仰这两个基本组成。
近代以降，随着黑格尔等哲学大师搭建的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同一性的本体论思想的破灭，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化进一步分解。当哲学的形式化对存在形式的解构与科学的形式思维的哲学统一性所决定时，哲学的形式化与科学形式无法分离，出现了所谓的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终结。然而，当科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形而上学的哲学复兴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性的必然——形而上学的超越正在酝酿之中。因为，“人可以像猪一样生活，而且通常我们的确也像猪一样生活着，但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仰望星空的欲望。”（禾田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1.
[2]禾田哲学讲座.形而上学问题..
[3]鞠曦.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www.confuchina.com/xuezhe%20wenji/ju%20xi.htm.
[4]童鹰.元哲学三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篇8：“学术+市场” 实现人才双价值
知识经济时代，除了“高薪”引智，还能如何留住人才？明星企业家成为学生们追捧的“偶像”，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联合策划主办的“大学与城市——广州地区高校校长访谈”活动中，广东工业大学校长陈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陈新认为，要留住人才，除了靠“待遇”“感情”外，最重要的还是靠“事业”，为人才提供“学术与市场”双价值实现的舞台。在创业大潮下，陈新担心学生只会做“创业梦”，不懂脚踏实地去努力。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罗桦琳 通讯员罗焜隆、罗胜京、黄华利、詹勇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高鹤涛
谈师资力量：
人才看重的是个人价值实现
记者：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名师”。在吸引人才上，广工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思路？
陈新：过去，我们经常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上，学校目前采取的是“引育并举”的方式，靠市场、靠机制、靠团队、靠服务，借助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利用学校搭建的各类协同创新平台，为引进的高端人才提供 “学术与市场”双价值实现的舞台和空间。同时在体制机制、团队配置和个性化服务上，为高端人才展现才华提供保障。
记者：最近几年来，很多高校、地市通过高薪吸引人才，不知您如何看待这场人才“争夺战”？
陈新：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我认为适度的竞争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对人才的一种尊重。给予人才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创新，对高等学校、区域社会的发展都有好处。其实，人才最看重的也不是待遇，而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事业留人”始终是最重要的。
谈学生培养：最怕学生只会做“创业梦”
记者：很多年轻人把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作为自己的偶像，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会把社会上一些知名的创业家的经历，作为例子给学生讲吗？
陈新：对于年轻人来说，偶像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我们也会提醒学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马云、马化腾，但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学生只会做梦，不会脚踏实地，这样就会把他的一生给耽误掉。
我们更希望这些崇拜明星企业家的学生，能看到成功人士经历过的磨难及摔倒后爬起来的过程，因为这些都是企业家成功的重要因子。能成为明星企业家，要有天赋，有辛苦的付出，还要有机遇。
我们注重对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强调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事迹跟学生分享，引导他们学会成功，学会成长。实现个人价值有很多方式，实现个人价值有很多方式，就怕学生只看到最高点，不去看努力的过程，这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
谈大学与城市的发展：要服务城市高端高质高新产业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与城市如何更好地携手向前？
陈新：高校是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源和发动机。广州正在致力打造高端高质高新现代产业新体系，广工非常愿意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发挥工科优势及地缘优势；同时，我们也希望继续得到广州各级政府给力的支持。
其实，作为地方重点工科院校，广工一直坚持“与广东崛起共成长 为广东发展作贡献”的办学理念。近几年来，学校抓住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与地方政府、产业界联合共建了广州国家IC基地等一批学科、服务、育人三位一体的重大协同创新平台，合作进一步深入，取得很好的成效。
篇9：《血证论》学术价值撷要论文
《血证论》学术价值撷要论文
【摘要】唐容川所著《血证论》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主要学术观点有：1.水、气、血、火关系。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2.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3.首创治血四法，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4.血证治法宜忌，禁汗、禁吐、适下、宜和。
【关键词】《血证论》 唐容川 学术价值
《血证论》为清末唐容川所著。唐容海(1862～19)，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在他年少时期，因父骤患吐血，而遍请名医，均治无效，他又遍查医书，均无精详之述，其父终故。由此激发他立志学医并钻研血证，研习经典，触类旁通，并结合自己临证所得而著成《血证论》一书。其书自序言：“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人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唐氏治学严谨，从实效验证出发，并师古而不泥古，在书中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许多观点充实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兹就其主要学术观点作一概述。
水、气、血、火关系
前人对气血关系及气火关系、血水关系均多有论及，如“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血行，气滞血瘀”、“气有余便是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津血同源”、“伤津则耗血”、“血少则津枯”等等，但对水与气之间，血与火之间则少有所及。唐容川在这方面填补了不足，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他认为：“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天阳蒸化肾水而化为气，气之所生则为鼓动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之动力，并且各脏腑之间的联系也都依靠气来维系。气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气上交于肺而司呼吸，故气与水本属一家。然气生于水又能蒸化水，水随气而化，则外达肌表气化为汗，下走膀胱气化为溲，上输于肺气化生津，如雾露之溉而濡泽周身。气之与水生理相依则必病理相及，若水病停滞则影响到气化，津液不生，无以输布，五脏失荣；若气病不能外达肌表则无作汗；气病不能升降，则水停聚饮为癃、为肿、为泻，不一而足。故临床“治气即为治水，治水即是治气”。以人参补气立能生津，小柴胡汤和胃气亦能通津液，清燥救肺汤生津液以补肺气，猪苓汤利水而助气化，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等实例来示以后人气水同治的大法，“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并行而不悖也。”
关于火和血的关系，唐容川认为，火和血都是赤色，中焦运化，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变化而赤是为血。心主火而生血，故血为火所化，火性上炎而血性下注，火得血而不炎，血得火而不凝，并能“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肢体”。如血虚则肝失所藏，心失所养，血不涵木，则木旺而动火，心火旺而伤血。此是血病即是火病之实也。以大补其血则制其火，此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思想具体体现。唐氏同时也指出：血虽由火生，但“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他例举四物用白芍，归脾汤用枣仁，天王补心汤中用二冬均含有清火之意，以白芍阴柔以制芎、归之辛，枣仁甘润生津以防参、术、当归之温燥，二冬更增肾水以济心阴故也。而六黄汤、四生丸更是以泻火热而达补血之效，借以说明火化太过不能生血，补血要清火。同时唐氏也例举炙甘草汤用桂枝宣心阳，人参养荣汤用肉桂补心火，说明补血剂中，不但要注意清热，也要适当加以甘温补火之品，以火化不及、阴血不生之故也。
唐氏虽然着重阐述了水与气，火与血的`关系。但并不否定气血水火之间的整体关系及相互生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
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
唐氏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虽然唐氏认为“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注于肺”，但他也明确指出：“人之初始，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脏全赖于脾。”脾胃是生化气血等物质基础之来源，是运化精微、维系气血水火的后天之本，也是中焦运化上下，具有斡旋作用的重要之脏。“期间运上下者脾也”，“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唐氏列举炙甘草汤补血，参芪运血统血，皆有调理脾胃而发挥其功用；而大黄下血，地黄滋补阴血，也是通过泻地道，润脾土来调理脾胃达到治血之效。余如六君子汤、真武汤、十枣汤等在治气治水同时都以调理脾胃为基础。而针对血从上逆而出的血证，唐氏认为是与冲脉之气逆上而血随之上逆有关，故治血上逆，必以平其冲脉冲逆之气为其要，而冲脉隶属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所以治吐血应“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同时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唐氏在实践中体会，脾不制水，宜燥湿健脾，而脾不升津则宜滋脾升津，脾阴充足则可转输津液，运化水谷，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特别指出：“脾阳虚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首创治血“四法”
唐容川以治吐血为例，创造性地总结出治血的四大法则：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为后世医家治疗出血性疾病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论依据。
1. 止血为第一要法 唐氏认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气由水化，血由火化，血以养火，血濡周身，留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故失血时应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而止血“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惟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对于止血，以审证辨之，止法各异，顺降逆气，而血随气降而止；釜底抽薪，泻火祛实，血无以被扰而止；水虚火盛动血，则补肾水而清虚火，血自守而止；亦有阳不摄阴者，阴血返溢，以温阳益气以固血而止者。种种数法，均为止血之要。惟正在出血之证，不可轻用活血化瘀之法，唐氏指出：“不知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于虚损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复其道，不至奔脱尔，故以止血为第一法。”
2.消瘀为第二法 唐氏已经认识到，离经之血为瘀血，瘀血踞位于经隧则可导致再次出血，所以他继止血之后又指出：“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位，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走而吐溢矣。……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而且唐氏对瘀血日久不消，继发其他病理变化，也明确告之：“或壅而成热，或变而为痨，或结瘕，或刺痛，日变变证，未可预料，必亟为消除，以免后来诸患，故以消瘀为第二法”。
3.宁血为第三法 止血消瘀之后，尚有再动血之忧，须针对引发出血的病因而予以调治，而血动不安的根源，唐氏认为关键在于气，气之冲逆，血随而上逆外溢，故宁血必以调气、顺气、宁气、清气，总使冲气安和，血海安宁，血能安生而不妄行脉外，故宁血首要宁气。
4.补虚为治血收功之法 血既离经，不为人体所用，耗损于外，阴血无有不虚者，若不能及时补其所失，阴血不足，阳无所依附，日久则阳也随之消弱，故视虚而补之。唐氏认为，肺为华盖之脏，外主皮毛而内主制节，肺虚则津枯失润，制节失司则气失肃降，常易引动阴血亦上行逆乱，故血止尤要先补肺、润肺，使其气得肃降，下利膀胱，导传大肠，肺得宣发，则如雾露之溉而诸窍润降，五脏受益。另有脾之统血，肝司藏血，肾以摄精，诸脏若虚，则血无所统，无所藏，失常道而多外溢出血。所以宁血之后，视其虚而补之，实为治血收功之法。然唐氏也告之，血证虽为虚证之属，宜滋补，但要考虑留瘀邪实之患，干血瘀滞犹须峻药去之，恐瘀之不去，新血不生，骤用补法，正反不受，故虚之未成，不可早补，留邪为患，而虚证成或有夹实者，攻补兼施，并而行之，以补虚不留邪为要。
唐氏体会：“血证中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另外，若见气脱者，则补气以摄血；若下元虚损，水冷火泛动血者，则宜温下清上，引火归元，以甘寒滋阴制阳而护其血。
血证治法宜忌
《血证论》中，唐氏在对血证的治疗，除开创性地提出“四法”外，还进一步提出血证的治法宜忌。他认为：“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证，则有宜与不宜。”
1.禁汗 津血同源，仲景对衄家严禁发汗，告之“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不得眠”，过汗伤津，衄家血虚阴伤，发汗复劫其阴津，津伤血更虚，阴液竭则坏证迭起，故唐氏认为出血既伤阴血又伤水津，故忌发汗更伤其阴，更况“发汗则气发泄，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抑”，故虽有表证，上宜和散，不得径用麻、桂、羌、独，果系因外感失血者，乃可从外散，然亦须敛散两施，毋令过汗亡阴。
2.禁吐 唐氏认为出血之证之所以出血，是因气机逆乱，血随气乱，上逆为吐血、咳血、衄血。下迫则为便血、尿血。所以唐氏明言：“至于吐法，尤为严禁，失血之人，气既上逆，若见痰涎而复吐之，是助其逆势，必气上不止矣。……知血证忌吐，则知降气止吐，便是治血法。”气下则血下，降肺气，顺胃气，纳肾气，以使气不上奔，而血不上溢。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要禁吐法，即出血已愈后，另有杂证，也不可轻用吐法，往往因吐而引发血证。故吐法为血证之大忌。
3.适下 血之外溢，为气所乱而随气腾溢。而下法，有折其之冲势，平气之乱势之功，故若血证属气盛火旺，血随气乱而外溢者，则宜用下法而止血于平降之中。唐氏认为，仲景有因阳明热实竭阴之虞而用急下来存阴救阴；而血证火气冲逆亢盛之时，也有动血耗阴之急，故“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血证下法要用于正当之时，若无实热气盛冲逆之势，或脾虚正气不足，则不可攻下，“只可缓缓调停，纯用清润降利。”
4.宜和 和法是为治血证第一良法。唐氏认为和法涉及最广，用之最宜，故为第一良法，“表则和其肺气，里者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或逐瘀以和血，或泻水以和气，或补泻兼施，或寒热互用。”
唐氏提出这些血证的治法宜忌总体原则是忌动气，忌刚燥，最宜调气以治。为后世治疗血证提供了理法思路与辨证用药的要领。
篇10：重视德育中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
重视德育中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进行德育时，过分强调学术性知识（比较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这里边指为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准备的知识）的传递，强调系统、理论，无形中忽视了那些儿童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现实问题，如“金钱的使用”、“偶像崇拜----青少年追唾”等。这些现实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多半是非学术性的、零散的和非系统化的'。在政治课教学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凡是中考、高考要考查的内容都成了教学重点，非考查内容属可教可不教之类，而那些未纳入中小学德育内容体系的现实问题更是很少涉及。
学校素质教育是指着眼于开发儿童潜能，以完善和发展儿童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凡是有利于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四有”新人的一切德育内容，都应当有机会进入德育课程、进入课堂。因此，教师在组织德育内容时，就不能唯书、唯纲，而应全面规划，既要重视现有教材提供的系统的、学术性的德育知识，也要重视与青少年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各式各样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处世态度通过各种渠道展现在学生面前，使他们过早地接触到许多社会问题，如权力、金钱、爱情、婚姻、就业、犯罪等等。学生的知识和经验有限，辨别能力较差，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重新选择、组织德育知识，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形成道德辨析力，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相应的道德能力并践行一定的道德行为。
在这方面，香港中小学的一些德育实践值得借鉴。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91年出版的对初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伦理初阶之二----成长》一书，就包含了大量的以现实问题为主题的课文。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启发学生对人生各种问题的思考兴趣，并使他们藉各种价值澄清法和实际的生活体验，掌握正确的伦理原则，确认个人修养、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培养良好性格，善尽公民责任。其中一篇谈钱的课文，标题就是“钱、钱、钱”，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金钱不是罪恶，金钱不是万能，金钱不是生命。”随后，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阐述了金钱的功用与恶果，并提出了“善用金钱”的策略：未雨绸缪、帮助别人、精打细算，并特别指出中国人用钱的智慧是量入为出以及以学生用钱的原则。文中还指出一掷千金、畸形消费、金钱至上的市侩人生的弊端。整篇课文行文通俗易懂，并配以大幅图画和辩析题，充满哲理，即便是成人看了也深受启发、教育。另一篇课文《偶像、伟人、模范》以香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追星”问题为主线，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课文既指出了偶像崇拜的积极作用，如自我理想的建立（向偶像----长辈、师长、领袖、演员、英雄等理想典型学习）、自我肯定（以偶像自居，在自己身上寻觅偶像的影子）、情绪活塞（调节情绪、怡情养性）、（偶像多半是成功者，以偶像自己不断奋斗）；同时，课文又指出了偶像崇拜的消极影响，如玩物丧志、浪费时间与金钱、局限视野等。最后，课文提供了几个偶像（伟人）：司马迁、海伦・凯勒等。
可以肯定，以这些现实问题作为德育主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德育教材的不足，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带来的缺憾，使学校德育更具开放性、针对性，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小学德育在以德育教材为基本依据的同时，应当大力挖掘现实中那些与德育有关的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充分发挥其育人的功效，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篇11：重视德育中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
重视德育中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
我国中小学德育内容体系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构建的，它主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三大块，具体讲包含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文明礼貌教育、法制教育等内容。应当肯定，这些内容经过一定的编排具有系统性、学术性、整体性，对学生形成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系统地掌握道德知识、形成道德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进行德育时，过分强调学术性知识（比较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这里边指为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准备的知识）的传递，强调系统、理论，无形中忽视了那些儿童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遇到的现实问题，如“金钱的使用”、“偶像崇拜----青少年追唾”等。这些现实问题所涉及的知识多半是非学术性的、零散的和非系统化的。在政治课教学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凡是中考、高考要考查的.内容都成了教学重点，非考查内容属可教可不教之类，而那些未纳入中小学德育内容体系的现实问题更是很少涉及。
学校素质教育是指着眼于开发儿童潜能，以完善和发展儿童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凡是有利于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四有”新人的一切德育内容，都应当有机会进入德育课程、进入课堂。因此，教师在组织德育内容时，就不能唯书、唯纲，而应全面规划，既要重视现有教材提供的系统的、学术性的德育知识，也要重视与青少年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
由于大众传媒的发展，多元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各式各样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处世态度通过各种渠道展现在学生面前，使他们过早地接触到许多社会问题，如权力、金钱、爱情、婚姻、就业、犯罪等等。学生的知识和经验有限，辨别能力较差，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重新选择、组织德育知识，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形成道德辨析力，从而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养成相应的道德能力并践行一定的道德行为。
在这方面，香港中小学的一些德育实践值得借鉴。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91年出版的对初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伦理初阶之二----成长》一书，就包含了大量的以现实问题为主题的课文。这本书的宗旨就是启发学生对人生各种问题的思考兴趣，并使他们藉各种价值澄清法和实际的生活体验，掌握正确的伦理原则，确认个人修养、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培养良好性格，善尽公民责任。其中一篇谈钱的课文，标题就是“钱、钱、钱”，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金钱不是罪恶，金钱不是万能，金钱不是生命。”随后，从正反两面客观、辩证地阐述了金钱的功用与恶果，并提出了“善用金钱”的策略：未雨绸缪、帮助别人、精打细算，并特别指出中国人用钱的智慧是量入为出以及以学生用钱的原则。文中还指出一掷千金、畸形消费、金钱至上的市侩人生的弊端。整篇课文行文通俗易懂，并配以大幅图画和辩析题，充满哲理，即便是成人看了也深受启发、教育。另一篇课文《偶像、伟人、模范》以香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追星”问题为主线，娓娓道来，深入浅出。课文既指出了偶像崇拜的积极作用，如自我理想的建立（向偶像----长辈、师长、领袖、演员、英雄等理想典型学习）、自我肯定（以偶像自居，在自己身上寻觅偶像的影子）、情绪活塞（调节情绪、怡情养性）、（偶像多半是成功者，以偶像自己不断奋斗）；同时，课文又指出了偶像崇拜的消极影响，如玩物丧志、浪费时间与金钱、局限视野等。最后，课文提供了几个偶像（伟人）：司马迁、海伦・凯勒等。
可以肯定，以这些现实问题作为德育主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德育教材的不足，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带来的缺憾，使学校德育更具开放性、针对性，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小学德育在以德育教材为基本依据的同时，应当大力挖掘现实中那些与德育有关的非学术性知识的价值，充分发挥其育人的功效，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篇12：简评《玛曲藏语研究》的学术价值
简评《玛曲藏语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毛草女士撰写的,于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长达38万字.该书是第一部由本民族研究人员独立调查并完成的现代安多藏语方言研究著述,正如孙宏开先生在“序”中所言:“填补了藏语安多方言语法研究的.一个空白”,是一部了解藏语安多方言不可多得的著作,也是开展藏语方言比较研究乃至藏缅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不仅在理论和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从中还可以看到藏族女性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展示的风采.
作 者：玉珍 Yu Dron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藏文编辑部刊 名：中国藏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A TIBETOLOGY年，卷(期)：“”(4)分类号：H214关键词：
篇13：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论文
清朝法制史的学术价值研究论文
随着中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逐渐加快，法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人民的广泛重视。如何处理好多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建立和健全多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立法和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清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宗教立法，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多民族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清朝法制史的时期特点
（一）法律关系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具有过渡性
满族生活在关外期间，还在原始社会末期生活的他们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的初期，由于社会急剧变革，从而便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因此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繁杂多样。在当时，一方面奴隶仆役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随意倒卖，并且和马、牛、羊、驴等一样进行收税。另一方面，奴隶仆役还有告主的权利，一旦告准，就会恢复自由身份，或者脱离旧主、更换新主。而根据唐明法律，奴婢控告主人，就犯了“干名犯义”罪，至少仗一百、徒三年。由此便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其法律关系具有过渡性的特点。
（二）把法制建设当做立国的根本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他们都是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和蒙古地区，进而强攻大明朝。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注重用非常严明的法律来管理和约束军队，以此来稳定后方，从而调整不断变动中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的是采取向蒙古等外藩地区宣布盛京定制的方式，从而维持了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为之后的进军全国提供了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条件。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的不断努力之中，逐渐认识到了法制是立国之道，他教导国人、牢记法令。直到逝世前夕，仍然殷切教导其八旗子孙：“继我之后，亦如是严法度，以效信赏必罚。”直至皇太极即位，仍“宣布法纪，修明典章”，尤其是在统一立法权和划一执法上做足了文章。关外时期的法制时期，历时虽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特色也十分鲜明，给以后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积极的促进了满汉法律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1644年入关之后，便把其法制推广至全国。
（三）与汉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相结合
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还不是很强烈，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记载的：“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因心肇造。”到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吸收前朝的法律建设的经验，因此形成了“参汉酌金”的方式，“渐就中国之制”的立法路线。其中，“参汉”就是根据前朝的封建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满清自己的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考虑女真族的原有的习惯的法律规定，两者相得益彰。在二者交相辉映之下，翻译了前朝法律，比如《会典》之类的，从而将以唐明法律为代表的汉民族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满族相关的法律之中。可以说当时的法制建设为以后各民族文化、法律的融合提供了非常系统的资料、非常清楚的演变过程、以及瑰美炫丽的画面。
（四）可汗的意志与国家法制直接结合
在努尔哈赤时期，家族的血缘关系依然有着很强的纽带作用，努尔哈赤既是后金的可汗又是女真族的族长，他拥有着最最崇高的王权，他既拥有政权又拥有族权，两种权利互相支持，以至于可汗的意志与国家的法令界限毫不分明，其实当时可汗的意志是国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皇太极时期，封建法制进一步加强，国家立法也日益增多，但是满族的家法与国法依然保持一致性，调整着国法所不及的行为。
（五）满清通过法制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外时期形成正式文献的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崭新的法制，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十分注意用法律来保护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到了皇太极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法制化，保护农业的法令迅速增多。比如：农耕时节，不能因为天气原因的而耽误播种，也不能因为农忙而滥用农夫、劳动力。“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与此同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并且实行纳粟赎罪之制，从而鼓励农业发展。这就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它展示了封建经济关系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法制对封建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六）颁布盛京定制，用法律来调整满清和蒙古的关系
自天聪三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多次遣人到外藩蒙古宣布谕旨和敕令，从而强制外藩蒙古接受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的巩固与蒙古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颁布盛京定制是满清法制重要的举措之一，无疑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它在贯彻执行满洲法制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蒙古的传统与习俗，致力于创造满蒙法制为一炉的蒙古法。这条成功的经验，在以后大清对待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综合前朝法制建设经验，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制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上的最后一个统治的王朝，历朝历代从未间断的法制建设为清朝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建制经验。清朝统治者在关外时期时，就非常注重以前朝为鉴。入关以来，为了适应满清统治的需要和满足重新立法建制的迫切性，在汉官的积极建议下，迅速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迅速推广至全国。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参汉”已由参考明代法制，发展为以明为主，溯及历代法制。清朝入关以后的立法活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而清会典是中国封建时期上的行政立法总汇，还是清代法制史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朝法律体系当中，宗族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宗族法虽然不是国家制定的，并且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它却对维护法制的社会秩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利用宗族法，推行并且贯彻封建统治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得政权与族权、宗法与国法紧密结合，以此来维护满清的统治。
（八）维护封建家族主义制度
封建家长主义制度是清朝专制重要的基础和支柱，许多的政策法令都是靠着千千万万个家族系统来维系和贯彻实施的。清朝为了强化专制主义，进一步用法律强制维护封建家族主义的统治。由于清朝族权与政权界限也不是十分分明，所以国治也等于家治，家治亦是国治，家国不分也是清朝的致命之失。为了更好的加强清朝的专制统治，清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加重了对反叛谋逆之罪的处罚；屡兴文字狱，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